「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遊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地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匆匆》
朱自清 （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
1948年8月12日，現代著名散文家、詩人、學者、教育家朱自清在北平病逝，迄今整整70年。
一代文宗，匆匆而去，背影長留。朱自清去世後，門生故舊、親朋好友、學界耆宿，以至蒙其著述恩澤的普通讀者，都紛紛撰文悼念，由此形成影響一時的文化事件。此後每逢周年都有追悼、憶念浪潮，回聲餘響持續至今。
2018年恰逢朱自清誕辰120周年，從揚州朱自清故居到北京清華大學，甚至海峽對岸的寶島台灣，各地紛紛舉行紀念活動。
「同樣談古論今，陳獨秀獨斷，胡適之寬容，聞一多決絕，朱自清通達。」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在近日發表的紀念文《於秋水長天處尋味》中評價朱自清，說他「猶如一泓平靜的秋水，清澈、寧靜、澄明」。
「在當時作家中，有的從舊壘中來，往往有陳腐氣；有的從外國來，往往有太多的洋氣，尤其是往往帶來了西歐中世紀末的頹廢氣息。朱自清先生則不然，他的作品一開始就建立了一種純正樸實的新鮮作風。」（李廣田）
朱自清的散文清新淡遠，自成風格。他用字洗鍊，行文細膩，情感真摯，作品有着「斯文通骨肉」的親切感，「讀下去真像與他面對面坐着，聽他親親切切地談話。」（葉聖陶）。
白話文能出口成誦者不多，但凡念過朱自清散文的讀者，總可默誦幾句，他的《背影》、《匆匆》、《綠》、《荷塘月色》等名篇皆屬文情並茂之作，選入課本，流傳至今。
朱自清字佩弦，取自《韓非子·觀行》：「董安於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弦，繃緊，性剛勁。雖然朱自清性格溫和內斂，但他的一生與其所處時代卻有一種劇烈的張力，他有獨善其身的自清精神，又具心憂國難的愛國之情。
朱自清筆下的文章，折射出民國的血雨腥風和戰爭硝煙，除了散文大家，他也是民國知識分子的良心，見證了時代的病症。抗戰軍興是朱自清人生的轉折點，他的生活、治學都烙上了戰火的印記。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出淤泥而不染。人們追念朱自清，也是在尊崇他的這種風骨。他有文人的才華，但無半點文人的陋習，實實在在做學問；他教書非常認真，對待學生慈和，不像有些教授，以才名自矜，或有種古怪脾氣。他的潔身自好與嚴於律己，令後人景仰。「他的逝去……是苦難的中國失去了一個最有良心的好人和學者。」（鄭振鐸）
「平生六男女，晝夜別情牽(朱自清詩《憶諸兒》)。」朱自清走後留下四兒三女。當時，長子朱邁先在軍隊中服務，次子朱閏生在《中央日報》工作，留在揚州的三女朱效武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困難無力升學，朱喬森和朱思俞尚在念中學，大女朱采芷大學畢業出嫁了，小女朱蓉雋尚在念小學。
朱自清和葉聖陶、夏丏尊合稱「三大國文教育專家」，他將大半生獻給教育，但他眾多子女中，只有長女朱采芷和幼子朱思俞、幼女朱蓉雋讀過大學，其餘都沒有機會，長子同次子中學畢業後就各自負起生活的擔子，因此朱自清在給子女的信件中，常表示歉意。
朱喬森曾撰文悼念其父：「他從幼年到壯年，又到老年，一直承受着家庭給他的痛苦，以長子身份負起沉重的擔子，供養兄弟，而現在卻又要養活我們一家。他這樣忙忙碌碌地過了一生，卻又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1921年12月31日，歡送俞平伯赴美國考察時在杭州合影。右起：俞平伯、朱自清、葉聖陶、徐昂若
長向文壇瞻背影
揚州，古運河畔，文昌閣旁，青石鋪就的皮市街上有兩家雅趣小書店，沿對面小巷往深處走，蜿蜒曲折幾步路，便到了朱自清故居（安樂巷27號）。
四方小院，青磚黛瓦，清清明明。11月22日這一天是朱自清誕辰120周年，空中飄着濛濛細雨，滴落在古舊的院牆上，生出幾分蒼涼。
朱自清的舊居不大，一進院子，幾間廂房，屋內陳設簡單，甚至有些簡陋。每間廂房除了牆上掛着的舊照，便是褪了色的老式家具。
「這種淒清正是當年他病逝前後朱家生活的寫照。」
朱自清嫡孫朱小濤，現任揚州文化研究所所長，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中的「閏兒」便是其父朱閏生。帶領本刊記者參觀舊居時，朱小濤頗為感慨。
2008年，朱自清之子朱閏生（左） 和嫡孫朱小濤（右）向朱自清塑像獻花籃
舊居別院小屋內有張稍微像樣的桌子，案上有一隻筆筒、一個筆架和一支毛筆。
「那是祖父用過的一支毛筆，雖不是什麼上品，卻勾勒着他最初的人生。」
在一塊素樸的「朱自清家世簡表」前，朱小濤說起了祖父和朱家的往事。
朱自清原籍浙江紹興，祖上本姓余。朱自清高祖余月笙在揚州為官時因醉酒不慎墜樓身亡，他夫人跳樓殉夫，留下一子餘子擎，由紹興同鄉朱氏收養，由此改姓朱，朱子擎後娶蘇北漣水灌南縣花園莊首富喬氏為妻，得子取名朱則余（大意為不忘本姓），這便是朱自清的祖父。
朱則余為人謹慎，出任海州（江蘇東海縣）承審官(地方法院院長)十餘年，積累頗為可觀，至1898年朱自清出生時，朱家亦算得家境殷實、衣食無憂。
朱自清的父親朱鴻鈞，字小坡，八歲即能記賬，被鄉鄰稱為「神童」，早年曾在江西任鹽務官，後任徐州煙酒公賣局長，但後來仕途不順，長期賦閒，晚年貧困潦倒，脾氣暴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揚州鎮守使徐寶山趁機組建「軍政府」，借「革」滿清舊吏的「命」敲詐勒索。徐寶山以逮捕和殺頭要挾，到朱家「索餉」。驚懼交加之下，朱家掏空了積蓄，還賠上了朱則余的性命，自此家道中落。
朱鴻鈞娶妻周氏，生有五男一女，其中長子、次子相繼夭亡，僅留下四兄妹：朱自清、朱物華、朱國華、朱玉華。朱鴻鈞對兒子期望很高，朱自清原名「自華」，父親取意「腹有詩書氣自華」，希冀兒子長大後能詩書傳家。
客廳正前方掛有康有為手書對聯「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可見朱鴻鈞對後輩寄予厚望，儘管家道中落，他還是供朱自清讀最好的私塾。
朱小濤比劃道：「晚飯後，小坡公就讓我祖父站在餐桌旁，照例拿出先生批改過的作文本，搖頭晃腦低吟起來，邊讀邊看，看到作文本上先生的飛圈多，後面有好評，就大加讚賞，把餐桌上的花生米或豆腐乾拿給我祖父，以示獎勵。但若看到這個作文沒有飛圈，或是後面有差評，他就會發脾氣，大聲呵斥，甚至把作文揉成一團給扔了。」
在父親近乎嚴酷的教育下，朱自清15歲考入揚州第八中學，級任老師李芳謨後來回憶：「他（朱自清）的個子不高，圓圓的臉長得很結實，不苟言笑，不曾缺過課，他在那時喜看說部書，便自命為文學家。畢業後校中給予品學兼優狀，其時另有一位同學表示不滿，怨校方獎狀給朱不及己也。這位同學各科成績均好，惟英華外發，與朱之渾厚不同耳。」
1916年夏，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這年寒假，他回到揚州，遵父母之命迎娶揚州名醫武威三之女武鍾謙。結婚滿月後20天，朱自清動身北上求學。
關於改名之事，朱自清侄女朱韻（朱國華之女）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特意強調，他改名「自清」，並非要與父親撇清關係。「大伯父暑假回到揚州，看到父親已賦閒，家裡經濟情況急轉直下，他思忖着如果按部就班讀書會有問題。當時北大規定，新生要念完兩年預科方得報考本科，最少六年才能畢業。所以，他改名『自清』，投考北京大學本科。考場上，有個監考人員認識我大伯父，便遠遠舉手示意另一位監考。那位監考看錯了手勢，查驗坐在我大伯父前排的一位考生，結果人家預科已修滿，證件也齊全，頓時，一陣騷動。為保持考場秩序，監考便不再追究，於是大伯父得以提前一年順利考入北大本科哲學系，也從此由『朱自華』改名為『朱自清』。」
1917年冬，朱自清祖母病逝，因姨太間紛爭，在徐州任官的朱鴻鈞也丟了工作，回到揚州，他設法典當了些家產，又借了筆高利貸才勉強辦完喪事。回家奔喪的朱自清見到滿院狼藉，景況淒涼，廳上只剩下幾幅字畫和一張竹簾，原來擺在案上的巨大古鐘、朱紅膽瓶、碧玉如意及掛在壁上的鄭板橋手跡等都已送進了當鋪。面對年邁的父母及尚未成年的弟妹，朱自清心情沉重，暗下決心儘早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
料理完祖母喪事，朱自清要趕回北京，朱鴻鈞則要前往南京謀事，父子倆在南京浦口火車站作別，朱自清在車廂放好行李，這時父親忽然看到對面月台上有小商販在賣橘子，於是蹣跚地穿過鐵道，由此留下了文學史上最著名的那個「背影」——「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1917年浦口火車站這一別，經過整整8年埋藏，最後沉澱為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期間那些年，父子倆有過不少矛盾，直至1925年朱自清初任清華教授，在京收到老父來信：「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讀到此處，朱自清淚水奪眶而出，當年分別時那個肥胖的、黑布大馬褂的背影再次浮現在眼前……
《背影》最初發表於1925年11月22日《文學周報》第200期，文章發表後，朱自清把這篇作品寄到揚州家中。朱韻補充道：「根據我父親的回憶，當時祖父由於經濟困窘，已從有幾進庭院的平房遷到一棟二層樓的房屋裡，祖父住樓上，由於腿腳不便下樓動作緩慢，就在窗口系了根長繩，掛上一個籃子，用於接收信件。那一天，當祖父像拉漁網似的將籃子收上來時，發現了兒子給他的這本雜誌，他坐在樓上光線最好的南窗前，一字一句地閱讀起來，情到深處，老淚縱橫……從此父子關係徹底修復。」
低調的理想主義者
1919年新年剛過，一首小詩在北大悄悄流傳。
「睡吧，小小的人」你滿頭的金髮蓬蓬的覆着，你碧綠的雙瞳微微的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愛之神！……
寫下這首詩時，朱自清20歲，加入新潮社後，他開始創作新詩。
朱自清讀北大時，蔡元培任校長，北大乃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朱自清讀哲學系，有同窗回憶，那時的他整天埋頭苦讀，胖胖的、壯壯的，個子不高卻很結實，不太喜歡說話。到了冬天，朱自清只有一床棉被，為了禦寒，他將被子一端捆住，做成個大口袋，鑽進裡面，縮成一團，宛如一隻大蝦。
清貧大約是朱自清一生的底色。不少人記得《背影》裡父親給的那件「紫毛大衣」。據朱小濤介紹，北大求學期間，朱自清看上一本14塊錢的《韋伯斯特英語大辭典》，14塊錢的售價相當於他當時一個月的生活費，買不起書的他最後忍痛割愛，將這件禦寒的紫毛大衣拿去了當鋪。
1920年夏，朱自清用三年時間修完四年課程，從北大提前畢業。畢業時他原本想去西方留學，迫於囊中羞澀，這個夢想變得遙不可及。當時江浙一帶中學教師奇缺，朱自清和好友俞平伯結伴南下執教，雙雙回到魂牽夢繞的故鄉。
經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推薦，1920年7月，朱自清來到杭州省立第一師範，開始了他的中學教員生涯。此後5年，他又輾轉杭、揚、滬、溫、甬多地執教。朱自清外表敦厚，講台上，他矮胖的身體配件青布大褂，一口揚州官話不甚好懂，但他教學認真，備課充分，這位「小先生」頗受學生歡迎。
1921年夏，朱自清受聘揚州八中教務主任，實現了回家的願望。然而，他在揚州僅待了半年，就辭職攜妻兒前往浙江台州任教，其間的真正原因，只有朱家人最清楚。據朱韻透露：「大伯父有難以啟齒的苦處，祖父失業後心緒不寧，家中人口眾多，開銷用項一時很難縮減，捉襟見肘的他竟尋到揚州八中，託了熟識的前任教務主任，悄悄把兒子的月薪給領走了，以致半年裡大伯父沒領到分文薪金。大伯父是孝悌之人，他默默地承受了，但畢竟有妻兒，還有朋友間的應酬，日子沒法過。此外，婆媳糾紛也常令他頭痛。大家都知道，大伯母武鍾謙是祖母親自選定的，但其實她老人家相親時看到的是另一位姑娘，比大伯母漂亮，直至媳婦娶回家拜堂後才發現自己搞錯了，或許因為這一點，祖母對大伯母總看不順眼，總愛挑刺。揚州當地有句俗話：頭頂藍尿布，到處說媳婦。年輕的大伯母也不大會討好人，一次，婆婆又指責她把小孩的尿布堆桌上，屋子太凌亂。她竟反唇相譏：『我先生不嫌，朱自清不嫌就不要緊。』大伯父雖應父母之命成婚，娶了位才貌平平的女子，但他真心待她好，疼她愛她，從沒嫌棄過她，所以武鍾謙才有底氣這樣來回答婆母。」
朱自清既孝敬父母，又體恤妻子，無奈之下攜着妻子和兩個幼兒，前往台州教書，在那裡他才算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家人住在樓上，書房臨着大路，學生們常到他樓上來坐。入冬了，朱自清給俞平伯寫信：「弟雖潦倒，但現在的態度卻頗積極；丟去玄言，專崇實際，這就是我所企圖的生活。」
《兒女》插圖。朱自清女兒朱采芷四歲時，豐子愷作畫，夏丏尊題字
此前的1922年1月，朱自清與好友葉聖陶、俞平伯創辦了《詩》月刊，這是新文學史上第一份詩刊，創刊號發表朱自清新詩四首——《轉眼》和《雜詩三首》。創刊號不久即售罄，兩個月後再版。同年6月，朱自清與俞平伯等人在杭州西湖暢遊三日，感觸頗深：「因湖上三夜的暢遊，教我覺得飄飄然如輕煙、如浮雲，絲毫立不定腳跟。常時頗以誘惑的糾纏為苦，而亟亟求毀滅。」。
同年年末，在台州教書時，朱自清撰寫了他人生宣言式的長詩《毀滅》。「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1921年12月31日，杭州，朱自清（右）與葉聖陶
這一年，朱自清和妻兒在台州的冬天過得頗為順心自在，他的散文《冬天》中記述了這樣溫馨的場景：「一家四口子……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廚房的大方窗開着，並排地挨着他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
1924年春至1925年夏，朱自清應夏丏尊之邀來到浙江上虞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任國文教員，期間兼任省立四中國文教員，常在寧波與上虞之間奔波。
「白馬湖在甬紹鐵道的驛亭站，是個極小極小的鄉下地方……據說從前有個姓周的，騎白馬入湖仙去，所以有這個名字。」
在溫州浙江十中任教時，朱自清已育有二女一子，十中每月薪資僅30元，養不了全家老小。當時春暉中學剛創辦不久，國文科僅夏丏尊一人擔任，急需增聘教師，夏就想起在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相識的比自己小12歲的朱自清。
1924年，朱自清（左二）在白馬湖春暉中學任教時與友人合影
1924年3月2日，一個「微風飄蕭的春日」，朱自清告別十中來到春暉中學，10月他將家眷也遷來，與夏丏尊成為鄰居，兩家人其樂融融。經夏丏尊，朱自清結識了豐子愷和朱光潛，幾人在白馬湖畔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文藝圈子。
「白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來，水是滿滿的、軟軟的。」
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的住處背靠象山，面臨白馬湖，幽靜怡適，「山的容光，被雲霧遮了一半，仿佛淡妝的姑娘……湖在山的趾邊，山在湖的唇邊；他倆這樣親密，湖將山全吞下去了。」他們幾家雖居獨家小院，卻只有一牆之隔。夏丏尊的「平屋」，豐子愷的「小楊柳屋」，取名都很有意趣。
朱自清曾撰文深情回憶：「我們幾家接連着；丏翁的家最講究。屋裡有名人字畫，有古瓷，有銅像，院子裡滿種着花。屋子裡的陳設又常常變換，給人新鮮的受用。他有這樣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們便不時上他家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調也極好，每回總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
朱光潛憶及這段生活亦十分懷念：「我們吃酒如吃茶，慢斟細酌，不慌不鬧，各人到量盡為止，止則談的談，笑的笑，靜聽的靜聽。酒後見真情，諸人各有勝概。朱自清紅着臉微笑不語，豐子愷雍容恬靜，一團和氣。夏丏尊則縱聲大笑，笑聲響徹整個屋子，形成一片歡樂融洽的氣氛。」
一次，夏丏尊、豐子愷同在朱自清家，豐子愷見桌上有現成肇墨，便為朱自清剛滿四歲的女兒阿芷畫了幅肖像，朱自清見畫得實在可愛，愛不釋手，就請夏丏尊題寫幾個字，因而畫的上方有「丫頭四歲時，子愷寫，丏尊題」。朱自清後來將此畫製版，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頁。
也是在白馬湖畔，朱光潛因夏丏尊、朱自清的鼓勵寫成處女作《無言之美》。他們幾人意趣相投，結下的情誼比白馬湖的水還要深醇。難怪朱自清感嘆：他在這裡享受到了「一生中難得的愜意時光」。
陳平原在紀念文中評述總結：「朱自清始終穩紮穩打，有堅守有追求也有收穫。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達學園、春暉中學、開明書店共同奮鬥過的朋友，如葉聖陶、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等，都是低調的理想主義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短期看，並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世人多喜歡絢麗的彩虹，那固然搶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種景色，秋水長天，看似平常，但更恆久，也更耐人尋味。」
1921年，朱自清與晨光文學社友人合影。前排右起：朱自清、汪靜之、張維祺、劉延陵，後排右起：陳學乾、馮雪峰、程仰之、陳昌標、潘漠華
外面和光同塵，裡面是一團火
初到春暉中學，朱自清的日子頗為順心，但1924年底，春暉中學起了風潮，匡互生、豐子愷、夏丏尊、朱光潛等人集體辭職離開。雖然朱自清仍然留在白馬湖，但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後事甚乏味，半年後仍須一走。」
1925年2月，迷惘彷徨的中學教員朱自清給俞平伯寫了一封信：「我頗想脫離教育界，在商務覓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當機會，當乞為我留意。」次月，他又給俞平伯去信：「弟頃頗思入商務，聖陶兄於五六月間試為之。但弟亦未決。弟實覺教育事業，徒受氣而不能受益，故頗倦之。」
這一年，正巧清華托胡適物色教授，胡適找到俞平伯，俞平伯一下就想到朱自清，將他推薦給了胡適。1925年8月，朱自清受聘出任清華學校國文教授，9月4日，他致信胡適表示感謝：「承先生介紹我來清華任教，厚意極感！自維力薄，不知有以負先生之望否！」
1925年8月暑假過後，朱自清一人匆匆趕往北京，結束了長達5年輾轉不定的中學教員生涯。1928年清華改為國立大學後改任中國文學系教授。
清華大學檔案館藏朱自清教授證書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時由朱自清好友楊振聲任系主任，兩人一起規劃奠定了辦學思想：新舊文學接流與中外文學交流並重，要求中文系學生同時打下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基礎，着眼於創造新文學，課程設置上保持古代文學和傳統文化課，開設幾種外文系課程。
據浦江清《〈中國歌謠〉跋記》：「『歌謠』這課程……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常風曾在回憶文中記敘，「他講授『歌謠』，自己編有講義，把對詩歌的發生和生長最有關係的歌謠給了我們一個極有條理、極有系統、極扼要的敘述。」
朱自清是受過舊式傳統教育而又參加過新文學運動的人，在與現代青年接觸中，他感覺到他們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鴻溝。他在語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如《經典常談》，與葉聖陶合作的《文章精讀舉要》、《國文教學》幾部書都是為了填平這一鴻溝。
1930年8月，楊振聲赴青島大學任校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一職由朱自清代理。自1930年主持清華大學中文系，及後來主持西南聯大中文系和師院國文系，朱自清都繼承發揚着「注重新舊文學貫通與中外文學融會」的辦學傳統。
1932年，朱自清與英國友人在倫敦
可以說，朱自清後半生的生活、思考和命運，都與清華大學緊密相連，除1931至1932年間短暫訪學英國，抗日戰爭期間因病有幾年不能料理教務外，清華的中國文學系基本都由他主持。像這樣，一個學系由一個人規劃、創始、主持達二十餘年之久，在國內大學中頗為少見。他為清華大學乃至整個現代中文學科的奠定發揚作出了傑出貢獻，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對中文學科影響深遠。
朱自清早年寫詩，後轉向散文創作，但他卻不曾放棄詩的研究。在清華教書他能專心做學者工作，嚴肅的著作如《詩言志辨》中那類論文是在探尋古人立言立意之所在，較為輕鬆的批評如《新詩雜話》、《論雅俗共賞》、《標準與尺度》等幾部書，則引導讀者直面現實，看清時代病症。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
《標準與尺度》中，朱自清寫下名篇《論氣節》，如今讀來仍具深意，這也印證着他本人的自清精神。「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
民國的政治風雲，朱自清是參與者、見證者和記錄者。「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寫過一篇《血歌》，狂吼着「血是紅的！血是紅的！」；「三·一八」慘案，他曾親歷，當他看見眾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子彈！躲避之間，朱自清被人擠倒，此時已聽到噼噼啪啪的槍聲。「我生平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還以為是空槍呢。但一兩分鐘後，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他以極悲憤的心情寫成《執政府大屠殺記》和《哀韋傑三君》；1927年，上海發生「四·一二」政變，國民政府的屠刀讓共產黨人血流成河，3天之內，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三千多人失蹤，消息傳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驚，這年仲夏，清華園月色中的荷花池觸發了文學家銳敏的情思，有感於軍閥征戰的國內時局，朱自清寫下不朽名篇《荷塘月色》。
1948年，朱自清在清華園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裊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
在時代巨變的撕扯中，朱自清確實感到內心覆着巨大的陰影，在翌年撰寫的《哪裡走》中表達過自己的迷茫與惶急：「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着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掌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脅。」
朱自清的人生年輪濃縮着民國的政治邏輯和沉疴重疾。他有隱士性格，但實則血性，外面和光同塵，裡面卻是「一團火」。知交聞一多之死對於他的刺激，比早前「三·一八」屠殺更深也更痛，由此激發了他的戰鬥性。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貪婪致使抗戰勝利後國內民不聊生，1947年1月，全國十個城市50萬餘學生示威遊行，要求撤出駐華美軍，廢除《中美商約》，國民黨政府僅在北平就逮捕了兩千多人，朱自清對此深惡痛絕，在抗議宣言上簽了名。報紙發表後，有朋友看到國民黨黑名單，上面第一個就是朱自清，陳竹隱（朱自清第二任妻子）得知後頗為焦急，要他小心些，朱自清卻是輕輕冷笑、毫無懼色：「不用管它。」
朱自清一生踐行他在《論氣節》中所指的「敢作敢為」與「有所不為」，直至最後拒食美粟而歿。朱自清去世後，陳竹隱在整理遺物時看到，他的錢包里，整齊地放着六萬元法幣，這點錢連塊小燒餅都買不到……清華大學破天荒降半旗致哀；追悼會上，校長梅貽琦致辭時哽咽得說不出話來；數月之內，社會各界紀念詩文多達160餘篇，形成影響一時的文化事件。
人們憑弔朱自清，寄託哀思，是在尊崇一種氣節，一種風骨，一種精神。1948年8月20日，上海《新民報晚刊》刊登題為《朱自清不願做官》的短文：「朱氏年來備嘗清苦，家累又重，常捉襟見肘，但朱氏淡泊明志，不以為苦。朱氏與朱光潛為舊友，而道不同，朱光潛已貴為監察委員，而佩弦清貧依舊。朱光潛離職後，曾邀佩弦出任，謂可於教部中謀得要職，而佩弦婉謝之……」。
朱自清逝世前最後一次出席座談會講話表示：「過去士大夫的知識都用在知識上，用來做官，現在則除了做官以外，知識分子還有別的路可走，除了勞心以外，還要同時動手。」這也可以視為一代文宗對於後代知識分子的遺言。
無限的隱痛，悽愴眷戀的氣息
對於朱自清的人生，他的摯友俞平伯曾作概括：「家庭的貧困和社會的壓力使他感受無限的隱痛，養成他的一種幾乎過敏的感受性和悽愴眷戀的氣息。」
1929年初冬，朱自清的髮妻武鍾謙病故於揚州。朱自清因為有課，沒回家給妻子料理後事，直到第二年暑假，他才來給妻子上墳。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樣的做法都令人費解，但於費解之中，人們或可解讀出俞平伯話語中的深意。
武鍾謙樸素、溫柔、嫻良，她與朱自清結婚12年，但夫妻共處時光滿打滿算不足五年。無論生活如何艱難，她都任勞任怨，骨子裡認定嫁給才華橫溢的丈夫是自己前世修來的福分，偶爾朱自清發脾氣，她也不會吵鬧嚎啕，只是抽噎着默默垂淚。朱家逃難時，武鍾謙不忍捨棄朱自清的書籍，別人都說她傻，但如果拿書來衡量她對朱自清的愛，便可知書有多重情有多深。
1928年底，武鍾謙生下她和朱自清的第6個孩子，身體每況愈下，她以為是痢疾。為了不影響朱自清工作，她就一直忍着繼續操持家務，忍不住了就躺下，聽見朱自清歸來的腳步聲，她又一骨碌從榻上坐起。朱自清發現後帶她去醫院檢查，才查出肺部已爛了個大窟窿！1929年10月間，武鍾謙帶着孩子回到揚州，一個月不到就撒手人寰，年僅31歲，留下了從十餘歲到不滿周歲的三子三女。消息傳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武鍾謙離世後三年，朱自清寫下《給亡婦》，細訴往事，寄託哀思。
1930年，朱自清已是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朋友們見他孤身一人，勸他及早續弦，經清華大學教授葉公超作媒，沒多久，陳竹隱走進了朱自清的世界。
陳竹隱原籍廣東，1904年生，16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生活清苦，後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獨立生活，繼後又考入北平藝術學院習練工筆畫，曾受教於齊白石、肖子泉、壽石工等人，又師從浦熙元學習崑曲，常到浦家參加「曲會」。
1932年，上海，朱自清與夫人陳竹隱
1931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帶陳竹隱等幾個女生下館子吃飯，在座便有朱自清，兩人就此見了面，但席間很少說話。據陳竹隱在《追憶朱自清》中回憶：「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的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着一副眼鏡，顯得挺文雅正派，但腳上卻穿着一雙老式的雙梁鞋，又顯得有些土氣。」
飯局散去，同席別的女生嘲笑朱自清老土，自小獨立的陳竹隱卻很有主見：「佩弦是個做學問的人，他寫的文章我讀過一些，我很喜歡。」從此兩人開始通信，感情不斷發展。「那時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進城來看我，我們共同遊覽瀛台、居仁堂、懷仁堂；有時共同漫步在波光瀲灩的中南海邊，有時清晨去釣魚。一次我居然釣到一條半尺長的魚，還請佩弦喝了魚湯。」
隨着感情升溫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唯一的矛盾也暴露了，那就是朱自清的6個孩子，陳竹隱在回憶中坦承：「那時我才24歲，一下子要成為6個孩子的媽媽，真不可想象！一時我很苦惱。要好的朋友勸我：佩弦是個正派人，文章又寫得好……是的，我與他的感情也已經很深了。像他這樣一個專心做學問又很有才華的人，應該有個人幫助他，與他在一起是會和睦和幸福的。而6個孩子又怎麼辦呢？想到6個失去母愛的孩子多麼不幸而又可憐！誰來照顧他們呢？我怎能嫌棄這無辜的孩子們呢？於是我覺得作些犧牲是值得的。」
兩人終於在北平訂婚。1931年，朱自清獲得出國訪學機會，西行遊歷歐洲多國，1932年7月由威尼斯回國，8月4日，他與陳竹隱在上海結婚。
儘管如此，朱自清並沒一味責怪，而是極力調整兩人的生活習性，他在日記中寫道：「隱的好處不少，如知甘苦，能節儉等，非常令人感念。又非常大方，說話亦有條理。她唱戲的身段也非常美妙靈活，畫雖非上上，工力也還可觀。」朱自清儘量抽時間陪陳竹隱看書展、參加崑曲票友的活動；陳竹隱也照顧到他的情緒，儘量不在城裡多耽擱，這常令朱自清感動不已。兩人的互諒互讓，化解了原先的一些矛盾與分歧。
1933年，朱自清和陳竹隱的第一個孩子朱喬森在清華園降生，一家人的生活平靜而愜意，但美好的生活轉瞬即逝。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8月5日，日本侵略軍開進清華園，清華師生在日寇刺刀的脅迫下紛紛整理行裝，準備南下長沙。朱自清在陳竹隱的幫助下收拾衣物，因動亂中攜帶家眷不便，他只得告別妻兒，獨自前往長沙。9月22日，朱自清戴着一副眼鏡，提着一個舊皮包，躲過日本人的搜查，擠上了去天津的火車，而後幾經波折，於10月4日到達長沙。然而，戰火紛飛，日本人的飛機又追到了長沙，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決定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大。
1946年，朱自清與陳竹隱、朱喬森、朱思俞、朱蓉雋在一起
新學年開始了，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登台講授宋詩，他的授課照例認真嚴格，學生都要背默研讀。離開北京後，朱自清一直記掛着妻兒。1938年5月底，朱自清得到消息，陳竹隱將帶着孩子們從北平來到雲南，心中大喜。 1940年，昆明物價暴漲，朱自清家中人口眾多，陳竹隱這時又已懷孕，生活十分困難，夫妻商量後，朱自清將團聚不久的妻兒送到陳竹隱的娘家成都。
回到昆明後，朱自清與聞一多搭檔上課之餘，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寫作，想以微薄的稿費彌補家用。朱自清患了胃病，原本胖胖的臉漸漸消瘦下來，單身一人的他隨大夥吃大廚房的糙米飯，陳年霉米里谷、糠、皮、石、沙和老鼠屎應有盡有，一股霉味聞了就想吐。胃病厲害時，朱自清連蔬菜都消化不了，只好在嘴裡嚼一嚼，再吐出來。此時朱自清才四十來歲，但長年辛苦伏案，他的背也駝了，健康每況愈下，然而，他依然奮筆疾書，在抗戰中完成了《經典常談》和《詩言志辨》等學術論著。
1944年，為歡送羅常培赴美國考察，在昆明大普吉鎮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抗戰中，朱自清拖着病體堅持創作研究，幸運的是，他身邊有朋友陪伴，尤其是摯友聞一多。聞一多和朱自清在性情上有很大不同，前者熱烈，後者溫雅，但兩人在治學上都頗為嚴謹。朱自清曾說，聞先生是集中的人，他的專心致志很少人趕得上，研究學問如此，領導行動亦如此。
朱自清萬萬沒想到，與自己惺惺相惜的摯友會遭逢一場浩劫。1946年7月11日夜，中國民盟委員兼支部負責人李公僕遭到暗殺，15日下午，在李公朴葬禮上，聞一多憤怒地跳上講台，厲聲痛斥國民黨特務的無恥行徑，在散會回家路上遭特務暗殺。
得知聞一多被害，朱自清悲憤、激怒，那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此誠慘絕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後，余即時時為一多之安全擔心，但絕未想到發生如此之突然與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朱自清不顧個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舉行的聞一多追悼會。二十多年沒寫新詩的他，悲憤地寫下《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如猛虎。你是一團火，照見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1947年7月20日，北京清華大學禮堂，「聞一多死難周年紀念會」後，部分教師在禮堂前合影。左起：潘光旦夫人趙瑞雲、一多先生女兒聞人、一多夫人高真、吳晗（歷史系教授）、張奚若（政治學系主任）、潘光旦（社會系主任）、朱自清（中文系主任）、許維遹（中文系教授）、余冠英（中文系教授）合影
據朱自清幼子朱思俞在《我隨父母南渡北歸》中回憶：「成都消息閉塞，7月17日父親才從報紙上看到聞一多先生15日被暗殺的消息。父親異常震驚，手裡拿着報紙很長時間緩不過神。夜間失眠……父親和聞一多先生有着十幾年的交往，對他的學問和為人極為推崇……父親喜歡聞先生朗讀的聲音，喜歡看他的講稿，喜歡他性格的豪爽，佩服他潛學不下樓的精神。父親特別看重他的意見，也了解他的心愿。父親記得聞先生說過自己能活到80歲，可是在不滿48歲的時候，一個鮮活的生命被這樣結束了。」
梅貽琦請朱自清主持聞一多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此後為亡友編纂全集成為朱自清餘生的大事。朱自清去世後，馮友蘭在《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中稱呼這二人是「清華中國文學系的柱石」，「他們二位先生文學的創作，作風不同，為人處世，風格亦異。一多弘大，佩弦精細。一多開闊，佩弦謹嚴。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雖不同，但合在一起，有異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清華中國文學系何幸而能有他們二位在一起有十多年之久，又何不幸而於正在發展的時候，失去了他們。」
貧病交迫，「我活着的興趣只剩下吃了」
許多人記得，朱自清走前歲月，曾借用李商隱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反其意用之，集成一副聯語——「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將它放在書桌玻璃板下，以此鞭策自己。
朱自清給人印象喜幽默、好熱鬧，但據余冠英在《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一文中回憶，「……近十年來，他的心境卻是常常不舒，有時流露在他偶然寫作的舊體詩里，例如這樣的詩句：『圭角磨堪盡，襟懷慘不溫。』分明見出他心境的陰黯、沉重……在他胃病較重的時候他常常想到死……有一次我陪他在黑龍潭公園黑水祠前小坐，他談到死，說人生上壽百年也還嫌短，百年之內做不出多少事了。這也許是他抑鬱的原因。」
朱自清怕生命太短就竭力做事，他嫌百年太短卻只活了半百。他生平喜進零食，兼以常年累月周折勞頓，因而患有嚴重的胃病。抗戰期間在大後方，公教人員生活清苦，貧病交迫又加重了病情。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宿疾復發，十二指腸潰瘍，病況沉重，進北平北大醫院開割，終以藥石不靈，延至8月12日逝世。
朱自清的胃病，可謂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的一個隱喻。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強近年對朱自清日記頗多研究，在他看來，「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
翻開朱自清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曆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歸，甚矣。」30日「午後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朱小濤提到：「我從他的日記里看到，1924年，在浙江溫州，有次葉聖陶去看他，他沒錢無法請客，就當了大衣四件，得二元五角。」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按說，清華教授待遇不薄，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日記里俯拾皆是。
抗日戰爭時期，典當、寄賣更成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飯」。特別是1942至1943年間，他隔三岔五跑寄賣行，先後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網球拍、大字典、燈泡、行軍床、被單、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討價還價，有時為了一件物品的價格，連續跑幾家寄售行，還常受奸商的氣。1942年4月8日，為行軍床估價事妥協於商家，日記寫道：「估價者系一少年，其人極有口辯，力言帆布已破，僅可按床架論值。余擬售百二十元，（……）少年僅允標五十元。（……）事後思之，實所不甘。而竟惑於該少年之妄說，草草立據。（……）少年實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
徐強點評道：「日記非為發表而作，自可率直無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無需以『天降大任必先餓其體膚』勵志，也從未作瀟灑狀地自稱『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相反，他每每大嘆苦經。」
1941年4月26日，朱自清在成都和經濟條件較優越的摯友葉聖陶傾談後在日記中寫道：「聖陶確有勇氣面對這偉大的時代。但他與我不同，他有錢可維持家用，而我除債務外一無所有。」幾天後又說：「我嘗到經濟拮据而產生的自卑感。」
1946年抗戰勝利後，朱自清重返清華園，他在《回來雜記》中寫道：「想象中的北平，物價像潮水一般漲，整個北平也像在潮水裡晃蕩着。」北平到底和從前不一樣了，手頭不寬，心頭也不寬。朱自清沒想到，抗戰勝利後吃飯變得更難了，沒飯吃的日子也更多了。
清貧、壓抑、自卑、神經緊張，這些大約都是朱自清胃病的病因。
1947年，與家人在清華園北院宅前合影
小說家吳組緗曾在清華大學修過朱自清三門課，他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稱：「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
朱自清講課極為認真，甚至到了有點拘泥的地步。季鎮淮回憶在西南聯大念研究生時，旁聽朱先生講授「文辭研究」專題課，台下就王瑤一個學生，他依舊認真板書。師生倆一個寫一個記，此舉既見學風，也顯性情。
朱自清自我要求甚高，故內心十分緊張。雖長期擔當清華中文系主任，在學界及社會上聲譽日隆，日記中卻是不斷自我檢討。據其1936年3月19日日記：「昨夜得夢，大學內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為沖入的學生發現。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並且研究毫無系統。我承認這兩點並願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
翻閱祖父日記，朱小濤發現：「1931年至1936年的日記里有三篇都寫到他夜裡做夢，奇怪的是，所記竟是同一個內容：他夢見自己被清華開除，原因是他學識不夠，或因研究精神不夠，而且，三篇日記不是在一個時段，而是跨年度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說明長時間以來，他內心承受着巨大壓力。」
朱自清為人治學極其嚴謹，他總覺自己資質一般，為此不斷學習，大量閱讀。他虛心向語言學家王力，詩詞專家黃節、俞平伯等人請教，借來他們的著作閱讀。自己的日記他也用中、英、日三種文字書寫，以此鞏固提高自己的外語。
據1935年1月17日日記：「浦告以昨晚我醉後大講英語和日語，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現。」如此不堪的夢境與醉態，朱自清居然都記錄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律己過嚴，或與他的胃病互為因果。
朱自清活得太認真，這認真也成了他的致命傷。
1948年春，馮友蘭自美國回來，據其回憶：「看見佩弦，第一個印象就是太瘦。經過幾個星期，又發現他辦事比從前更謹嚴，幾乎就近於拘謹了……我有次請他夫婦吃飯，他的胃病發了，不能來，還叫書記寫一封信，他親自簽名，說明只有朱太太可來的緣故。我想這表示他近來神經過於緊張。」
對此，余冠英也有憶述：「我們常見他為一點小事提心弔膽。他赴約會從不過時，因為他時時看表……他的謹慎有時使人覺得過分，以為他膽小。他托人做事，有時叮囑得太仔細，往往教人覺得好笑。」
1932年，朱自清（右四）與夫人（右一）及友人攝於清華圖書館門口
謹嚴的工作之餘，朱自清其實也有不少閒情小嗜好，例如他愛搜集影印畫冊，但因清貧，未見多少收藏；年輕時他喜愛看電影，余冠英初進清華，禮拜天去影院十有九次會遇見他；去世前一兩年，他還常常參加舞會。1948年元旦晚會上，朱自清帶着病，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一起扭起了秧歌，據陳竹隱回憶，「同學們給他化了妝，穿上了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他愉快地、興奮地和同學們扭在一個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認真。」
但所有嗜好都抵不上他對飲食的興趣，親朋好友都知道他「饞」，筵席上常常見他最先伸筷子，這個嚴於律己的人，唯獨對於口腹之慾不太能克制。明知花生米對胃病不利，他見了總要吃幾顆，有時聲明只吃三顆，卻連吃了幾個三顆。他不喜被人管束，如有人攔阻他吃不宜吃的東西，他甚至會厲色道：「我活着的興趣只剩下吃了。」
朱自清酒量不大，但喝起來興致很豪，早年他常喝醉，這也許是他胃病的另一成因。據余冠英描述：「朱自清一向愛喝酒，但深厭一般中國人宴會時強人飲酒和乾杯時斤斤較量的習慣。他自從有了胃病以後，對喝酒很節制，但如有人強勸他喝，他總不說什麼，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他這樣做並非因為面軟，不好意思推辭，而是因為厭惡，不願多嚕囌。那時的飲酒是賭氣，不是痛快。」
巨大的壓力，清貧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朱自清的身體每況愈下。1948年夏，他的體重越來越輕，最輕時只有38.8公斤。也就是這個時候，他在拒絕領取美援麵粉的聲明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餓死』之說言過其實，但又不能說和長期的窮厄無關。五十而歿，正當人文學者的黃金年齡，這自然是朱自清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損失。」徐強在其論文《朱自清的清貧史》文末點評道。
朱自清最後給兒子朱閏生的一封書信中，提及還準備讀一讀舒新城編的一本《我怎樣恢復健康》，豈知書剛寄去，他就與世長辭了。有為之年，抱負未伸，便離開塵世，這讓人不禁想起《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句子——「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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