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能創造未來？冼星海到巴黎後的經歷：戰勝生活要有精神力量

「每個人在他生活中都經歷過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難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觀、消極，發出絕望的哀號；有些人在苦難中還想到別人，想到集體，想到祖先和子孫，想到祖國和全人類，他就得到樂觀和自信。」——冼星海

（上海國立音樂院）

那個時候，為什麼有人會為音樂奮鬥一生，甚至可以犧牲生命？因為在民國時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碰撞影響以後，有志之士認為音樂有着強大的力量，情感教育和美育教育成為培養健全人格的一部分，音樂教育和傳播能為祖國帶來新的能量。

他們堅信音樂能創建新的未來，他們為傳播這個福音，甘願付出一切。

1927年，在上海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音樂學府——國立音樂院，即今天的上海音樂學院。學校成立10周年的時候，正式的畢業生已經達到了54名，曾在學校學習過的學生699名。其中百人成為近現代音樂領域的支柱人物。冼星海就在上海的國立音樂院學習過。

藝術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內涵，它是先進文化的本質特徵。在上個世紀的中華大地上，音樂的核心擁有着民族性，時代性的標誌。它結合群眾的思想、意志，表達人們真實的精神需求。這樣的藝術創作有着強大的生機和活力，鼓舞着人的內心。

上一篇講述冼星海中學畢業後的故事，上篇：貧寒的冼星海：中國首位音樂博士說他志向遠大，但心性需要沉穩

今天這一篇將向大家講述冼星海在嶺南大學讀預科後，又輾轉從上海去闖藝術之都巴黎的故事。

一、音樂的力量

在「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內心，涌動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生活、工作中可以看到這股力量不僅強大，而且真切、誠懇，簡明，並始終如一。因為他的目標明確，為音樂，為人民。

（冼星海）

冼星海最初的理想是想創作中國交響樂曲，夢想成為像貝多芬那樣偉大的音樂家。

隨着年齡的增長，中學畢業後的冼星海開始意識到：在中國，很難產生像貝多芬這樣的天才，所以不如務實一點，在學音樂的同時，要分享音樂，還要廣播全國，感染全國。

冼星海在1926年夏天從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回到廣州後與母親團聚，在此後的一年時間內努力實踐着自己在北京的學習成果。並任職嶺南大學青年會音樂事業部主任，青年會ANY弦樂隊主任，以及在培正中學教音樂。

1927年秋，休學一年後的冼星海在嶺南大學預科開始繼續學習。

學習音樂不只是獨奏，還要欣賞和理解它的力量。

冼星海因為之前在北京抄寫着很多歌譜和作曲的書籍，所以在繼續學習各種樂器的同時，內心總有一些衝動，很想快一些把弦樂、笛聲、琴等合奏起來。他每次練完樂器都要哼着剛才的曲子，手裡握着筆或者其他東西來嘗試指揮；有時候空手模擬着拉琴、彈奏弦樂，吹着笛子，幻想與演奏者合奏。

在11月的廣州各界青年會聯合表演上，冼星海終於實踐了一次大型合奏演出。

在冼星海的內心堅信音樂攜帶着巨大的能量，自己學習的音樂知識就是打開這個能量的鑰匙。

冼星海在讀大學預科期間，有一位好友一直相伴其左右，他就是「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當時的鐘敬文酷愛中國詩詞，經常與冼星海交流文學。

（晚年的鐘敬文）

在嶺南大學讀預科的這段時間，冼星海單獨住着一個寬敞的房間，牆上依舊貼着平整明亮的貝多芬畫像，好友鍾敬文每次來到這裡總會看到：冼星海疊好被子的床上總躺着一台耐不住寂寞的小提琴，琴弓搭在琴弦上。樂譜像是「天女散花」一樣散落在桌子上，椅子上，地上。

鍾敬文與冼星海一同生活、學習，他們之間擁有着十分醇厚的友誼。儘管過了近70年的時間，97歲的鐘敬文接受專訪的時候，還能表達出冼星海對音樂那種強有力的摯愛。

鍾敬文晚年曾寫詞回憶到：「真有紅灰獅子勁，棒縱橫，揮出青春力。」鍾敬文十分喜歡與冼星海交談，喜歡聆聽他的琴聲，冼星海能用音樂把自身熱切、真摯、豪爽有質樸的性格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音樂的波浪隨着冼星海的手勢而舞動，他把全部的力量與勞苦人的經歷交織在一起，產生一種不可言語的力量，這力量的源泉來自於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來源於那個時代經受着苦難正在奮進的勞動人民。

鍾敬文每次聆聽冼星海練琴和作曲都會沉溺其中，他覺得這是天下最有力度的聲音，也是最溫暖的聲音。

冼星海喜歡稱呼鍾敬文為「密斯特鍾（MR.Zhong）」。鍾敬文與冼星海關於音樂交流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交換學問」，是把雙方學習的專長進行交流。

一天，冼星海拍着鍾敬文的肩膀說：「密斯特鍾，我們可以做一次學藝上的交換嗎？你教我古詩，我教你拉小提琴。」鍾敬文十分驚奇，問冼星海為什麼會對中國古詩詞感興趣，冼星海說：「為着我的音樂，一個學音樂的人，單做演奏者不行的。他必須能夠創作曲譜和歌詞，要能夠創作歌詞，就必須深深懂得本國的詩歌，退一步說，要欣賞和理解別人的歌詞，詩的修養也是必要的。」

鍾敬文聽了這一番話，感覺遇到了知己，馬上同意，但他並不喜歡學習拉小提琴。但覺得這樣對星海不公平，就讓他別介意，專門介紹一些舊詩的選本，讓他多讀多寫。

鍾敬文雖然與好友冼星海在嶺南大學只有2年的相伴，但是他們始終有着心靈深處的對話，深知各自對待未來事業的熱愛與真誠。

冼星海為音樂而人生。離開廣州去上海，再去巴黎，再回國立志「音樂救國」。這一切都能從冼星海音樂創作上雄偉的風格和無盡的力量中看得到。

二、從上海到巴黎，音樂從未停止過

音樂從未離開過冼星海一天的時間，他曾為音樂而痛哭，原因不是飢餓和懦弱，而是他在悼念音樂道路上逝去的老師、朋友。

從上海到巴黎的這段時間冼星海經歷了太多太多。而這些經歷更是他寶貴的財富，他要把學習音樂、感受音樂，創作音樂的過程分享給大家，就如他回國以後在延安窯洞裡的演講「向着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整個窯洞一片寂靜。隨即，掌聲響徹窯洞。

（國立音樂院部分教職員工的合影）

1927年，中國首位音樂博士蕭友梅再次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邀請來到上海擔任國立音樂院的院長。這一年，對於音樂而言，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年份，因為國立音樂院奠定了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的根本性基礎和所有源動力。

蕭友梅曾經多次向教育部提交報告，提議建立獨立建制的音樂院，將音樂事業提升到國家與社會責任上，但並沒有回應，最終只能在好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和促進下，蕭友梅作為「音樂籌備員」前往上海，實現了國立音樂院正式建立。

建立之初，幾尺小弄堂內，屈指可數的教職工，大房間是教室，校長室就在陽台上。蕭友梅兼任「校工」，負責打鈴，傳達，清潔。蕭友梅曾經說：「倫敦皇家音樂院成立之初只有20個學生，80年後，500人以上，這些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這就是音樂院的希望，希望熱愛音樂的學生來到這裡。

冼星海在廣州早就聽聞蕭友梅老師在上海辦學，而且蕭友梅對待北京學生有優待：「凡是從北京轉學上海音樂院的同學，准予免試入學。」

1928年，冼星海再次開始跟隨蕭友梅學習音樂。他來到上海，國立音樂院也剛進行了第一次搬遷，分設了男女宿舍。蕭友梅特許冼星海可以半工半讀，勤工儉學。這段時間冼星海為了可以讓母親不要再辛苦，就到處張貼教音樂的廣告。

（從巴黎回國後的冼星海與田漢）

彼時，著名文藝活動家田漢正在為南國社招收社員。他看到冼星海的「教授音樂」的廣告，就要他的三弟田洪去了解下，田洪回來說是一個窮青年冼星海，田漢思考後叫田洪去請他譜曲，過兩天，曲譜就送來了，田漢叫張曙試唱，覺得蠻不錯，於是冼星海就成為了「南國社」的朋友。

南國社曾經多次進行民間「正義」的演出，冼星海的事很快也被傳到學校教訓處主任耳邊，因此被國立音樂院的教訓處問話。

他們訓斥冼星海：「學音樂的人是高尚、純潔的，不同於戲子歌郎，學校是培養與凡夫俗子不同的天才。」

冼星海有着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音樂是需要普及的：

「我的主張是要把音樂普遍了中國，使中國音樂化了，逐漸進步上去，中國不怕沒有相當的音樂天才產生。若不先提倡普遍音樂，恐怕再過幾十年還是依然的中國，音樂不振的中國啊！」

此次的碰撞也使得冼星海對學校的強制教育十分不滿，雙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未來。

此時，國立音樂院的日子不好過，蕭友梅申請的費用被「上邊」拖欠很久，他也正在想盡各種辦法繼續辦學，所以蕭友梅下邊人更是因為被壓抑的環境搞得煩躁不堪，開明的思想早已經被擠壓成線。傳統的管理思想開始顯露，牴觸很多外界的聲音。

1929年暑假，學校因經濟問題需要制定一個收費政策，蕭友梅下令開始在暑假收取8元的宿舍雜費。這次事件一方面成為學生發泄不滿的導火索，一方面成為「下邊人」反對蕭友梅執掌大權的機會。

別有用心的人在學生中製造「反對」的聲音，並很快以欺負窮學生為由形成了一個「護校隊」阻止學校正常辦學。當時冼星海25歲，跟隨着「南國社」一直進行正義演出，所以更是為窮苦學生叫不平。

大家開始都以為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而進行的活動，後來卻變了味道。最後的結果竟然是十幾名參與活動的學生全部退學。

對此，秉公辦事，不謀私利，不徇私情的蕭友梅也是受害者，主動請辭，他也為冼星海參與其中被勸退而傷心。

這件事，對於蕭友梅和先行兩個人都是不幸的，矛盾的激化下，觀念是不可能統一的，情感的決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情況。

因為這件事，令冼星海十分悲痛。「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田漢的安慰和支持下，建議冼星海去巴黎學習，把希望寄托在另一片廣闊的天空上。

那麼重大的決定，冼星海寫信告訴了嶺南大學老師、同學、好友，希望大家能幫助自己的路費，很快就獲得了冼玉清等人的支持。出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冼星海在田漢等朋友的幫助下藏身於一艘外輪的底艙水手房，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來到了巴黎。

1930年代，巴黎已經成為世界的時尚和知識中心，馬爾羅、海明威、畢加索等名人們握着手中的筆來到巴黎；徐悲鴻、傅雷、馬思聰也來到巴黎。巴黎就像一個十字路口，詩人、畫家、作家、音樂家都經過這裡，然後再從這裡前往吸引他們的另一個城市。

法國著名作家儒勒·凡爾納於1863年寫過長篇小說《二十世紀的巴黎》，曾經預測20世紀法國的發展，提到了「電流連線演奏會」，幻想藉助電線的幫助下，把倫敦、維也納、羅馬、彼得堡以及北京的鋼琴都能與巴黎的樂器聯機。

由此可見當時的巴黎正沐浴着經濟發展的春風，巴黎用藝術塑造了有理想的自由靈魂，藝術家們在這裡高喊自由、平等、博愛。

然而在底層生活的人呢？曾經的貴族流浪街頭，落魄的藝術家不得不跪地乞討，農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壓迫仍舊存在。

1929年，冼星海踏入了這片「焦灼」的土地。冼星海在日記中曾經這樣說到：

「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國去。同時我奢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得很好，成為一個國際的音樂家。」

（剛到巴黎的冼星海）

冼星海有着遠大的抱負，但是現實卻抱住了他的雙腳，令他每次踏出一步都很艱難。本來路費已經捉襟見肘了。剛到了巴黎，只能先租一個小房間住下來，可再看看錢包，已經沒有可以飽腹的余錢了。

吃飯很重要，但是一天可以只吃一頓，把時間用在音樂上。稍微穩定下來的他，還是想要去巴黎音樂學院看看機會。

據馬思聰回憶：「當時我從音樂學院的課堂出來，有一位穿着破爛大衣的廣東人向我招呼，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冼星海，他告訴我他不容易來法國，他是在船上做苦工來的，音樂是他的大志，提琴作曲是他一定刻苦去學習，他要我介紹提琴老師。」得益於馬思聰的引薦，冼星海向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演奏，老師了解他的生活艱苦減免了學費。

找工作，失業，再找工作，冼星海做過澡堂招待，洗碗工，服務生，保姆，茶房工，清潔工，甚至拿着小提琴在街邊等待機會乞討。餓飯了，又找不到住所，只能無目的地走在街上，實在支持不住了，在街上就軟癱下來了。幸而有那些外國的流浪者，沒落的貴族救助了他。

冼星海認為音樂一定要繼續，無論多麼苦，不能停止下來創作，因為只有做了才有希望。

有一次，馬思聰與冼星海在街上交談，他們穿過幾個街道，夜晚的巴黎是燈火通明的，冼星海帶着馬思聰來到他暫時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個熱氣從門縫跑出來的地方，是一家浴室，他在這裡做跑堂的。

冼星海給家裡寫信，每次的地址都不同，可見他的生活居無定所。

這些工作並沒有壓倒他，他戰勝了生活，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出萬丈光芒。他什麼都做過，換來了什麼呢？就是在這些努力之下創作出來一本樂曲。有獨唱、有四重奏、還有《風》。

在巴黎的五年時間，冼星海搬了很多次家，為了學習更多的音樂知識，1934年，他只能租下一個「鳥籠」一樣的住房。冼星海的年齡已經很大了，對於練習小提琴來說需要更刻苦，但是他說：「我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自己不努力。」

日以繼夜的努力，朋友都勸他，算了吧，就怕上帝不會優待你。就算給你一天四十八個小時你也學不好了。

冼星海在自稱蜜蜂窩的房子裡創作，每天爬過一層高而直的樓梯，然後還有一層螺旋的高梯，約莫到了普通的四樓高度，才找到這個鳥籠的房子。只有一個成年人的高度，一張床貼着一個台子，台子上有一面叫做「牛眼」地朝着天空的玻璃窗。冼星海站在台子上，身子在窗外，沐浴着陽光，吸允着新鮮的空氣，天空引領着自由、浪漫的音符飄在高處，一直向上。

他床頭寫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就是音樂家的執着，為了一個目標，為了更多人幸福而勇敢去做。

這年冬天，風猛烈地吹進來，煤油燈點着又被吹滅了。冼星海傷心極了，打着寒顫，聽寒風打着牆壁。房間四處漏風，呼嘯的聲音讓冼星海幻想着：一艘小船遠航在海面波濤洶湧的大海上，耳邊的雷聲、雨聲在渾濁的天空下呼嘯。

冼星海的心也跟着窗外的狂風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都洶湧起來。當晚，他借着風述懷，創作了畫面感極強的《風》。

《風》是一首帶人聲的三重奏作品，《風》在法國公開表演過，在電台播放着。

因此，冼星海結識了俄國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他十分同情冼星海的遭遇。冼星海在自傳中曾寫道：「因得到普羅科菲耶夫的幫助，我考進了世界著名的兩所音樂學校。」

冼星海的生活條件雖然簡陋，但是他總能鼓起勇氣面對困苦的生活，不斷應用自己所學，創作新的作品，正是這樣的一種執着和自信使得他擁有了更多的機會。

冼星海報考了巴黎音樂院，他也開始意識到接下來的生活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成長，正值創作頂峰的時期，作品的方向已經固定，而這份有關音樂的事業如何繼續走下去呢？

下一篇，我將繼續撰寫冼星海的故事，從巴黎到國內，冼星海為音樂而人生。感謝您的閱讀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