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正是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表現
日前，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布，2021年該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5.23歲，女性為33.96歲，與2016年的29.41和27.27歲相比，5年裡推遲了近5歲。
近些年，襄陽結婚登記數量也從2014年的55506對，2016年的46783對，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8300多對。
數據一出，一片譁然。
這個位於漢江中游，目標直指「萬億工業強市」的襄陽，到底怎麼了？
低迷的生育率
襄陽位於湖北省西北部。作為國家確定的中部地區重點城市、漢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近些年，襄陽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大發展。2021年，襄陽經濟總量達到5309億元，躋身5000億元俱樂部，連續5年穩居湖北省第二位。
作為一座普通地級市，這樣的成就並不差，但或許是因為有武漢珠玉在前，襄陽的存在感一直不強。
襄陽有何特殊之處，高居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平均初婚年齡榜「榜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提到，襄陽的問題不應局限於襄陽，而是要跳出狹隘的地域限制，從宏觀看其所處的大環境。
《中國婚姻報告2021》曾對中國婚姻現狀及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帶來了出生率下滑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這兩大問題，從而長期影響適婚年齡人數，導致婚姻市場匹配困難，從而推遲了初婚平均年齡。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來看，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
當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90後）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產生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後嚴重失衡。1982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女性=100）為107.6，1990年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後長期超過120。相關數據顯示，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從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婚姻數據來看，2021年江蘇全省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28、26.52歲，與前一年相比，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略有推遲，女性的略有提前；杭州分別為28.5、27.1歲，與去年相比分別晚了0.2、0.3歲；溫州為29.1、26.7歲，男性比上一年推遲了0.4歲，女性則晚了0.3歲……
新生代婚戀平台MarryU創始人黃鎮認為，除了以上種種原因，中國晚婚現象的產生，還和當下獨特的大環境有關。
「獨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誕生的特殊一代，在生長過程中又碰上了改革開放，其父母通常帶有濃厚物質短缺烙印，他們除了對精神層面有自己標準，對物質生活也會有一定要求。」
黃鎮認為，這代人對婚戀需求更加多元複雜，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跡，再加上當下適齡男女婚戀觀念的轉變以及高昂生育成本帶來的現實壓力，導致當代適婚男女生育意願降低，進而對婚姻的需求隨之降低。
為什麼是襄陽？
從往年數據來看，通常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晚婚現象越嚴重。聚焦襄陽，這座中部地區三線城市，初婚推遲現象為何會如此「觸目驚心」？
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看來，襄陽是個很特殊的地方，「靠近河南，不像湖北」。
襄陽距武漢有三百多公里，與河南卻是近鄰，襄陽的方言與河南的方言比較接近，是湖北省內唯一一個會說「河南話」的城市，在飲食等風俗習慣上，也與河南比較接近。
葉青認為，襄陽的初婚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河南嫁娶風俗影響。「在部分地區，高昂的彩禮和結婚成本導致農村嫁娶困難。」
同時，受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年限的延長推遲了就業平均年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晚婚現象。
從七普數據來看，襄陽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10769人，比2010年增加4199人。文盲率由2010年的3.79%下降為2.12%。
不過，相比以上原因，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對襄陽的影響更為致命。
湖北除了武漢之外，大部分的地方人口都處於流失狀態。隨着交通和城市配套的變化，加之落戶限制的放開，武漢對環武漢都市圈人口的虹吸效應在進一步加強。
2020年武漢常住人口為1244.77萬人，增量達123.57萬人。同年，襄陽市常住人口僅526.1萬人，比上年減少了41.9萬人。
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襄陽市遷入人口為11710人，遷出人口為32567人，其中遷往省內為13493人，遷往省外為19074人。
相比省會武漢，東部地區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聚集了多數流動人口。
在《襄陽統計年鑑2021》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襄陽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
2021年，在襄陽本鄉鎮內從業人員有117.58萬人，外出從業人員為104.21萬人，主要以21-49歲青壯年為主，為76.65萬人，近半數擁有高中及以上學歷。
其流動地點主要為省外，占比64%，其次是湖北省內，占比23%。
人口的流失進一步加劇了襄陽當地的晚婚現象。石智雷分析，一方面，外流的年輕人在異地存在成家難的困難，等奮鬥一陣子再回來想結婚時，往往就錯過了最佳結婚年齡。
另一方面，由於擇偶存在梯度效應，村裡的想去縣上，縣裡的想去市里，市裡的嚮往省會，這也導致了層級越低的地方，性別流失越為嚴重，尤其是優質的年輕女性變得越發稀缺，從而導致越來越多的男性青年無法找到配偶，造成「婚姻擠壓」現象。這不僅會影響初婚年齡，婚姻的穩定性也會變差。
2018年時，石智雷曾經做過一個關於湖北省百縣生育意願調查。結果顯示，襄陽市各縣市區中，初婚年齡最晚的不是主城區，而是襄陽南部的縣市，如宜城、保康。
2020年宜城地區生產總值只有355.79億元，保康縣更是低至132.94億元。
這一結果推翻了以往認知，和越發達地區初婚年齡越晚的普遍現象相反，卻和石智雷提出的婚姻擠壓和婚姻梯度影響初婚年齡的觀點相符。
無形的壓力
襄陽市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列為當下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報告提到，當下襄陽的綜合競爭力、要素集聚力、輻射帶動力與襄陽的城市地位和發展定位還不相匹配；產業結構不優、發展質量不高仍是襄陽最大的隱憂。
作為一座工業城市，襄陽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其發展轉型存在一定挑戰，但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定位又促使襄陽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報告還指出，襄陽的教育、醫療、養老、托幼、生態等民生領域還存在短板，更好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還需下更大力氣。
石智雷提到，襄陽初婚年齡的推遲，正是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表現，背後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與複雜。
他建議，政府應該合理、有效地介入其中。「一方面，這涉及到人，需要謹慎處理。另一方面，當下地方財政比較困難，在財政支持上有一定的難度。」
黃鎮曾經和地方共青團和民政部門一起，進行諸如相親大會等合作。不過在他看來，這些合作大都點到為止，沒有進一步深入。他希望政府能出台更多鼓勵政策，促進婚戀市場規範發展，從而讓整個行業更好服務社會。
葉青對浙江在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過程中，近期推出的系列構建育兒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持肯定態度。他建議，襄陽應推出更加人性化的公共政策，如提供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舉措，降低因婚姻帶來過大的生活壓力，切實為更多適婚群體減輕負擔。
評論列表
情感方面有問題，真的是要找專業的諮詢機構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