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接受「職業分手師」的存在嗎？

當今商品化的世界，結束一段感情的心理壓力，促使人際交往困難的人們做出了新的選擇。比如在日本，「告別店」和「職業分手師」都是真實的存在。

文｜陳璐

一樁奇異的謀殺案

2009年4月13日，當警方到達位於東京中野區的一間公寓時，32歲的五十畑理惠平躺在地板上，脖子上有勒痕，已經死亡。當日天還未亮時，警方收到了一名男子的報警電話，聲稱自己在前一天晚上11點左右殺死了女友，也就是五十畑理惠。

次年12月15日，31歲的桑原武志因謀殺情人五十畑理惠被判處17年監禁。引發世界關注的並不是這場悲劇本身，而是因為桑原武志是一位「職業分手師」，他是被五十畑理惠的丈夫雇來破壞自己婚姻的。

日劇《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講述了婚姻失敗的便利屋老闆多田啟介，遇到了擁有同樣失敗婚姻經歷的行天春彥，不知不覺成為合作夥伴，並一同開始為各種各樣的人提供幫助的故事

案件發生兩年前，在東京豐島區一家從事分手業務的「告別店」（Wakaresaseya）工作的桑原，受理了五十畑理惠丈夫的申請，要求他勾引自己的妻子，並留下妻子的出軌證據，以便說服家庭法院能夠在離婚訴訟中將5歲兒子的撫養權交給他。

桑原搜集並觀察了一段時間五十畑理惠的生活習慣，然後扮作一個健談的陌生人，在東京北部櫪木縣的超市走近了這位32歲的母親，帶着燦爛的微笑搭訕道：「打擾一下，請問這附近有賣美味奶酪蛋糕的商店嗎？」桑原介紹自己是在IT行業工作的商務人士，得益於他那戴着眼鏡、充滿書呆子氣的外表，以及提前預演過的種種話題，兩人一見如故。

不久後，桑原和五十畑發展成為戀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某天當這對情人在進入一家按小時出租的「愛情旅館」時，一名事務所的同事偷拍了他們的照片。五十畑的丈夫便以此作為證據，於2007年11月以妻子不忠為由提出了離婚。然而這時，桑原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真的和五十畑理惠相愛了。

桑原隱瞞了自己有妻子和孩子以及職業的事實，與五十畑在遠離家庭的地方建立了第二個家。當2009年4月五十畑發現真相後，兩人大吵了一架，她宣布要離開桑原。兩人發生了激烈的打鬥，最後桑原用一根繩子勒死了五十畑，並在當天夜裡選擇向警方自首。

「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一份工作。」他在法庭上說，「但我後來真的愛上了她。我撒了一個又一個謊，怕她會恨我。我被逼到了牆角。我仍然愛她。」當法庭上桑原面對死者的家人鞠躬懺悔時，五十畑理惠的父親大聲說道：「我恨你！在我的餘生中，我將永遠不會原諒被告，也永遠不會原諒雇他的我女兒的前夫，或者『職業分手師』的生意本身……這不僅毀了我女兒的生活，也毀了我外孫和我的生活。」五十畑理惠的前夫雖然沒有參與後來的謀殺，但也受到了牽連和處罰，因為是他最初雇用了桑原的服務。

對於很多人來說，這聽起來太像偵探小說的內容，但在日本，「告別店」和「職業分手師」都是真實的存在。

「告別店」的服務對象一部分是想要離婚的富有客戶。因為在日本，想要離婚的一方需要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有理由離婚，常見的理由包括：要求離婚的一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們的配偶沒有支付標準生活費用，或者配偶有了外遇。對於許多想要離婚，但又知道伴侶永遠不會同意的日本富人來說，「告別店」就成了他們最後的選擇。如果他們能獲得配偶外遇的證據，或者配偶能夠愛上別人，離婚之路就為他們敞開了。

不過，也有很多客戶是為了試圖結束他們配偶與別人的婚外戀情。這個過程非常複雜，通常將有好幾位職業分手師的加入，他們都需要扮演特定的角色。一位分手師會努力接近目標，和TA成為朋友，另一位分手師將和目標情人成為朋友。初次見面通常被安排在一些公共場合，比如便利店。他們將通過一系列的安排引誘兩人的關係結束，這所需要的常常只是瞬時的軟弱，然後被隱藏的攝像機捕捉到。如果誘惑不起作用，他們還有其他策略，比如目標可能會被引誘進入虛假的商業交易，背負沉重的金融債務，甚至會被假冒的暴徒上門催債。分手師基本上會盡一切努力完成工作。

如果目標是女人，通常相較男人會更加謹慎，這個過程就會花費更長時間，像日媒曾經報道的一樣，「儘管他們已經是中年人，但當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愛上他們的時候，他們似乎從不覺得可疑」。

《分手大師》劇照

對於「告別店」，受理案件的成本是一個要考慮時間和複雜性的綜合問題。初次會面可能需要收取1萬日元（約人民幣600元），但平均一次工作往往需要3個月，費用很容易增加。據悉，留住一名分手師的費用在50萬至160萬日元（約人民幣3萬至9.8萬元）之間，特殊案件需要的費用更多，同時成功完成任務後往往還可以獲得25萬至80萬日元的額外獎金。然而，儘管成本很高，但需求似乎並不缺乏，客戶往往不僅是已婚夫婦，許多單身人士也會前來諮詢。

不過高昂費用的背後是極高的成功率，成功率通常在90%至95%，雖然很少有告別店能夠提供公開的數據真正證明自己的有效性，但這些職業分手師對實現目標的堅持極具傳奇性。從跟蹤目標、研究目標的日常生活以更好地增加他們成功的機會，到如何克服目標帶來的困難壓力，告別店會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他們的任務。

一些告別店甚至會收取額外的費用，提供些「售後服務」。這包括提供諮詢，告訴他們如何讓自己對配偶更有吸引力，或者做一些不甚光彩的事情，比如在街區散布謠言，讓鄰居們覺得客戶很有吸引力，從而重燃配偶的興趣。

《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劇照

這個職業在2001年富士電視台播出同名電視劇之前並不為人所知。然而在那之後，需求開始迅速上升，一些告別店的年收入據說達到數億日元。日本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和這份工作「007」式的魅力，使得招募職業分手師變得容易。這些職業分手師的背景非常多元化，比較常見的有不出名的模特、演員，還有一些是厭倦了朝九晚五生活的醫生、護士和律師，成功的候選人將接受表演、法律和武術方面的訓練。

桑原武志的謀殺案引發的法律和道德問題，令告別店不得不面對一系列的監管。這起案件促使日本告別店行業進行了一些改革，包括開展這類工作的機構需要獲得相應的許可證，以及對這類服務的廣告也進行了限制。但不得不承認，案件後的那幾年，公眾變得更加謹慎，網絡業務也難以開展，那時人們以為告別店幾乎要被淘汰了。

然而十年後，告別店和職業分手師再次頻繁出現在公眾面前。一項統計表明，如今至少有270家這樣的「機構」在網上為客戶提供服務。即便告別店在日本擁有廣泛的市場，但這種做法本身被大多數日本人認為並不光彩，所以當告別店引發一些糾紛後，很少有人會選擇公之於眾。

《分手合約》劇照

但面對公眾的道德譴責，許多告別店卻堅持自己是在做一項正確的事情。他們聲稱自己在沒有徹底弄清客戶的動機之前，不會受理任何申請：他們為什麼要結束婚姻？他們知道配偶有外遇多久了？他們的伴侶為什麼要找情婦？分手師們甚至會採訪客戶的鄰居，看看他們之前的生活有多認真、幸福。一位業內人士解釋道：「在這一切背後，你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無法親自處理此類問題，想把它委託給外人。」

無法處理溝通問題的現代人

近年來，英國作家索菲婭·斯科特（Sophia Scott）投入了大量時間研究這種奇怪的離婚形式，特別是在發現其他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之後。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徹底的研究，因此被邀請作為觀察員參與了英日法律協會。據斯科特說，這是一種不會與所愛之人發生衝突，並能擺脫所處困境的方法。

鑑於挽回面子和避免衝突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東京立教大學精神醫學教授町沢靜夫指出，遇上糾紛人們通常會選擇以中間人來協助調解。「中間人在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然而隨着社會轉變，許多中間人都不見了。因此，商業付費服務的興起似乎填補了這個空缺。」

除幫助分手外，日本還存在着提供複合型服務的「便利屋」（Benriya），能夠幫助客戶從各種各樣棘手的局面中解救出來。除了職業分手師，這些中間人還可以為客戶提供扮演臨時男女朋友、臨時家人，包括丈夫、爸爸、女兒等服務。

日本導演岩井俊二指導的《瑞普·凡·溫克爾的新娘》，便為人們提供了一窺便利屋服務的機會。大學畢業後，立志成為教師卻一直無法獲得正式職位的皆川七海，在網絡上認識了同為教師的鶴岡鐵也，兩人匆匆步入婚姻。沒有什麼朋友的七海，為了不讓婚禮顯得寒磣，通過便利屋的安室行舛雇用了一幫陌生人假扮自己的親朋好友。婚後不久，遭到丈夫冷落的七海，自己也落入了某種陷阱之中，另有人通過安排便利屋工作人員虛構了丈夫的出軌，假扮成不存在情人的男友，令七海被抓住和陌生男人在酒店共處的證據，被迫和丈夫離婚。離婚後的七海，也開始從事便利屋的工作，假扮親友參加別人的婚禮賺錢……

《瑞普·凡·溫克爾的新娘》劇照

2019年，德國導演沃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拍攝了一部名為《家庭羅曼史有限公司》的電影，更深入地探討了便利屋的現實背景。石井裕一是私人便利屋「家庭羅曼史」的創辦人。12年前，一位單身母親因為4歲的兒子無法被心儀的學校錄取，請求石井裕一扮演自己的丈夫出席入學面試，這促使石井裕一萌生了從事「便利屋」的念頭。直到故事開始時，他的公司已經擁有2000多名替身雇員。

故事的開場，石井裕一正在路邊等待12歲的少女千尋，他受千尋母親的雇用扮演她素未謀面的父親。作為千尋的「父親」，石井裕一陪伴在她身邊，聽她傾訴煩惱，陪她聊天，兩人一起出遊，拍大頭貼，看小動物，參加花火大會，就像真正親密的父女一樣。在深入這段關係後，石井裕一對千尋也開始產生類似家人的真實情感，他在「越界」的邊緣不斷動搖且猶疑不決。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所謂真實的意義。陪伴在身邊的人可能是假的，但就像這雇來的幸福，生命中的美好又有幾分是真的？這無疑是一個展現人類孤獨的最好樣本。

電影《家庭羅曼史有限公司》劇照

雖然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現代「便利屋」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富裕的日本階層會花錢請人來處理生活中的小煩惱，但它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志願消防員會在火災期間為人們提供一些稀奇古怪的零活服務。

客戶往往會向便利屋展示自己不願向朋友或家人透露的一面，部分原因是他們與陌生人打交道更自在。在日本義理社會的傳統習慣下，對於為自己提供過幫助的人，通常都要給予回報，這樣的回報可能持續很久甚至一生。付費服務，即使很貴，在經濟上和情感上對於部分人而言都更能接受。

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催生了商機。東京便利屋Super Benriya Plus的負責人士貴裕紀（Yuki Sekine）曾在接受採訪時談道：「隨着社會的快速老齡化，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人幫他們換燈泡。」他曾帶老人去醫院，幫助他們購物，並為那些因為女護士而感到尷尬的老人換尿布。另一些便利屋從業人員則更多地提供些陪伴服務，比如陪在一位孤獨生活、飽受焦慮折磨的老年婦女身邊等待她入睡，或者與單身人士一起出去吃飯或者約會。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玄田有史（Yuji Genda）教授認為，一個普遍原因是缺乏溝通技能。這背後的因素很多，也很複雜。玄田有史將部分原因歸因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泡沫經濟破裂的時期，日本的終身僱傭制遭到破壞，這致使國內的失業率和自殺率上升。

這個年代出生的許多人，現在即使到了三四十歲，很多也沒有找到固定的工作，也沒有錢去社交。再加上由此加重的出生率下降的問題，使得父母常常與孩子保持着非常親密的關係，這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形成了一種深深的相互依賴，更加導致年輕一代與外界溝通障礙的進一步加深。他們不再輕易與他人建立聯繫，而且變得越來越封閉。實際上，玄田有史非常擔心，父母去世後，這些孩子們將會完全陷入孤獨的處境中。

《不能結婚的男人》劇照

並且，由於日本的產業結構正在從製造業越來越多地轉向服務型工作，溝通技巧在面試和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對擁有這樣的溝通技巧感到壓力很大，又導致更多人陷入失業的狀態中，形成惡性循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失業白領進入該領域，因為該領域的門檻較低，不需要特殊技能。

玄田有史教授創造了SNEP（單身無業人士）這個詞，指的是「沒有結婚也沒有從事研究，通常完全獨自一人，或者除了家人不跟別人待在一起的人」。他們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隱蔽青年」（Hikikomori），「隱蔽青年」又叫作「家裡蹲」，是日本對長時間不參加社交活動的人的一種稱呼。

《凪的新生活》劇照

許多家長和非營利組織都在尋求解決青年社會孤立的問題。玄田有史認為，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利用絕望的家長，對SNEP人群實施斯巴達式的措施，「強化」他們「脆弱的」心智。日本曾發生過一起惡性事件，為了解決子女社會孤立的問題，父母把他們送到一艘遊艇上工作，但由於船長太過暴力，最終導致一人死亡。玄田有史認為，絕望的家庭可能更容易被勒索，而且無法區分服務的好壞。

因為發布一系列針對性的文章，玄田有史常常會收到許多家庭的來信。這些來信表示，當他們發現原本以為是自己家庭特有的問題實際上是普遍的，讓他們感到寬慰。玄田有史認為與此相關的青年失業、溝通壓力和社會孤立問題，儘管在日本表現得最為明顯，但可能是世界範圍內的重要現象。

實際上，繼日本之後，越來越多的地方也開始湧現像告別店、便利屋這樣的中介機構。台灣地區出現了與日本非常類似的職業分手師。歐美國家也開始湧現分手商店之類的網絡中介機構，如10美元的短信、30美元的定製信件、99美元搬離前任住所的所有物流服務，以及其他各種價位和類型的心理諮詢與陪伴。2007年8月，「分手代理」成為教育部公布的171個漢語新詞之一。

就像玄田有史強調的一樣，「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排除這類人，不能責怪這些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任何人都可以成為SN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