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家長》：與玩家合謀的一場再現藝術

當我打開《中國式家長》，並點擊「新的遊戲」的時候，方框裡赫然出現了一行小字：

「每一代角色的結局天賦，會傳承到您家族屬性中，並代代相傳。」

這馬上使我代入了「中國式家長」的焦慮：我需要培養出最「好」的孩子，這樣他的後代才會過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就像遊戲裡或現實里所進行的「面子戰爭」一樣，在人們相互攀比、相互吹捧「你家的孩子更『好』」的時候，「好」的涵義是曖昧不明的，有人滿足於過平凡生活，而又有人考上清北還會羨慕出國的。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不妨先走入《中國式家長》所搭建的語境裡。

事情是這樣的：在這款遊戲裡，每一個新生的寶寶都會被「智商」、「記憶力」、「情商」、「體魄」等等的量化指標衡量着，而要達到父母無止歇的「期望」（「健健康康」、「聰明伶俐」、「考上重點學校」），就得讓某項屬性達到指定值；而作為父母（或至少是父母的執行者）的我要通過安排他的日程來差異化地鍛煉這些屬性——「差異化」就代表着我必須有所權衡，並在遊戲設置的諸多限定條件（比如學習過多、娛樂太少「壓力值」會漲滿，產生「心理陰影面積」）下培育出理想的下一代。

在遊戲裡，我養的寶寶叫「大苗」，為了確保他能成才，我把屬性點都點到了「智商」和「記憶力」上，我想這大概類似於現實里的家長給孩子狂灌AC鈣奶。

不過我的美好願景沒有實現，在第一個回合里大苗就因為奶奶貪便宜「從網上購買了假冒奶粉」而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他接下來的成長里如此的偶發事件不斷發生，折磨着我好不容易才培養起來的屬性值。更糟糕的是——這從圖裡的判詞可見一斑——由於我只顧發展大苗的智商和記憶力，他成了一個內向、膽怯、自卑的人。

可是，大苗也沒有如我所願地在學業上取得成就。他考上了重點小學和重點初中，但卻差一點點剛好沒考上重點高中（記憶力差一回合沒及格）——我那時的反應就是：「噢，完了。」 不出所料，他高考考了四百多分，上了個二本，然後相親失敗（只有10%成功率呢！），被安排了一個老婆。遊戲結束，大苗的寡淡人生已成無可掙脫的命運。下次再點擊「繼續遊戲」就進入下一代了。

1.2/2.1 膚革

對比一下其他大多數遊戲，它們都旨在構造一個沉浸式的視域，遊戲機和電腦的屏幕就像是橫亘在遊戲和現實之間的滲透膜，玩家進行着「角色扮演」的時候把他的現實身份和虛擬身份疊合在一起，在一個複合的視域中過上另一種或許是未曾預料到的生活；而《中國式家長》則傾向於再現我們曾經的生活，玩家被反覆提示「你是否有過這種經歷」，包裝整個遊戲的元素也取材自現實，網上的評論也更少指向遊戲本身，毋寧說是對於玩家自身的過往和當下生活的唏噓。

這意味着：它提供的（主要）不是生活的延展，而是一個批判文本：「我們可以對遊戲裡所呈現的教育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說些什麼？

《中國式家長》所呈現的視角（perspective）是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這意味着主人公的一切事務都需要玩家去包辦、去安排，玩家為他人決定生活。我們在搭建每一個「理想」的、「好」的大苗的時候，其實已經反諷地身居於現實存在着的「中國式家長」角色了。可是一個人無法成為另一個人，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裡所描述的「越俎代庖」即指出了用外在的視點去替他人作出決斷，會把他捲入常人的同質化漩渦中，從而丟失自己的本真存在——此在（Dasein）應是「向來我屬」的，是不可讓渡予他人的。

在另一方面，《中國式家長》又是一款秉承科學還原主義的養成類遊戲，即通過純數據化的、純科學化的方式去理解人的本質和他的成長，大苗是否能考上好學校僅僅是一系列程序運算（它甚至被赤裸地擺上了台面！）的結果，而遊戲裡偶發事件的唯一後果就是降低某項屬性值，從而使得出高考分數的複合數學式多了一項運算。就連寫作文也被還原為堆砌漂亮句子，正如我們在現實中狂背作文素材妄圖藉此「寫」（倒不如說是「嘔吐」）出好文章一樣。

與此同時，它還糅合了目標驅動的世界圖景（簡直是牛頓力學的倫理版本）——大苗從剛出生起就被提醒「離高考還有48回合」，玩家可以通過理性的算計不顧一切地實現着既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在數據的複合運算下可以通過量的增減來實現，但「目標」（複數）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終點的無窮序列：先要「考上重點中學」，然後「考上985大學」，還得「做世界500強企業的CEO」……它只會隨着肉身的死亡，或找到一個折衷的滿足點（對於信奉目標驅動的人來說，這就是精神的凋零）而完成自相挫敗的「人生」，就像每一個終將鏽蝕的汽車發動機一樣。

一旦科學還原主義與家長主義走向共謀，它們幾乎就自我延伸為妄圖掌控一切的全知視角。家長主義和科學還原主義的初衷都似乎是對於無序生活的編排：「你還小，我幫你決定了」；「人性籠罩在一片迷霧當中，我用科學識破它的迷局」……人們可以同情性地理解它們，並把家長主義和科學還原主義視作世界之肉所呈現的一層膚質——但人性的幽靈在肉中瀰漫，與所有的膚質不可還原地隔絕着。如果「我考上了中山大學」的意義可以被文字和清單（「開心」、「有獎勵」）窮盡，被數據（「面子+500」）轉譯，那麼對人類生活的一切探詢都可以通過科學來完成；可是，每個人內心的宇宙是太空飛船——科學主義的榮光——所無法抵達的，我在成長中所遭遇的每一個事件和每一位他者都占據着特殊的分量，「我吞食着女朋友的話語，排斥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我弄不懂她，我愛她」……這些半明半暗的情感涌動形塑了如今的「我」。

1.3/3.1 肉與形

還剩下最後一個問題：怎麼去理解《中國式家長》所力圖再現的那個社會呢？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在人類靈魂和城邦階層中作出了類比，以此來論述哲人王（理性）統治的合法性，正義的城邦與正義的靈魂同構；但柏拉圖的二分靈肉難以容納由大大小小的波流形塑出的複雜的、多面向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人格——而倘若我們要在軀殼的肉和社會的「肉」間搭建橋樑，那它的惟一意義就是揭示出21世紀社會的複雜性。

尤其是在中國。

在學校的時候我學着舶來的哲學，在家的時候我作為一個廣東人踐行着種種傳統和習俗；我在賈樟柯的電影裡閱讀着人們擁抱或拒絕這個時代的姿勢，也在支付寶的錦鯉活動中看到資本主義怎樣轉渡它的暴發戶理想（ 「我下半輩子是不是不用工作了？」），我在拼多多和三和大神那裡發現了這個社會的背陰面。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揭示了鄉土社會和源自西方的現代社會之間的斷層，而更為複雜的是，這兩類作為「理想型」的社會模態與其他元素的奇妙姻親經歷幾十年的廝磨過後，在同一塊大地上——不同的是高樓建起來了！——生孕出一個（這裡的「一個」僅僅象徵着不可統合的統合）連貫與斷裂大量並存的社會。

《中國式家長》最大的貢獻應該是指出了這個社會裡人與社會的脫節和「荒謬」感（蘊含着卡夫卡的驚愕與無言），裡面有個小遊戲調侃了過年發紅包的習俗：家長一面塞着紅包給我，而我又要故作謙虛地拒絕，而只有我掌握了一個恰當的「度」以後才能贏得長輩的歡心。

這個小遊戲基於這款遊戲的受眾（大多是長期接觸國外文化的「遊戲宅」）所廣泛具有的共同經驗，他們無法舒適地融入傳統的發紅包習俗里，因為發紅包作為一種「禮節」僅僅會在特定的社會組合體中顯得適宜，而身處斷代中國的「遊戲宅」則多少會覺得不合時宜——這似乎觸及到了相對主義的限度：「我們能要求一種個人層面上的相對主義嗎？」

也許這個問題本身就預設了太強的規範性思想。相對主義的「危險」據稱是它規避了普遍化制度的約束，但這樣的危險僅僅存在於「接受」（甚至是「被灌輸」） 的政治，而在另一種關於視點收斂的政治中，人們歡迎作為徹底的例外狀態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