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她們殺夫入獄，也不離婚？

作者：望遠鏡

誰能想到，KTV里切個歌，還搭上了性命？

7月1日，四川發生一起丈夫打死妻子的慘案，導火索是妻子在KTV頻繁切歌。

民警趕到時，妻子劉某已倒在血泊中。

當晚，丈夫周某請朋友們吃飯，飯後K歌助興，妻子隨行。但是妻子劉某在KTV期間頻繁切歌，丈夫非常惱怒，但當時不便發作。

回到賓館後，兩人發生爭執、抓扯，一強一弱下，丈夫周某繼續進行肢體攻擊，在「翻舊賬」得知妻子「出軌」後，將其打死。

妻子已死，來自丈夫的出軌說法，是否符合事實，無法定論，也完全不是重點。

因為顯然，無論妻子是否出軌，丈夫將憤怒付諸於武力，把人毆打致死，這種過激的暴力行為，都已經百分之百超越了法律的邊界。

近兩年來，隨着媒體報道的普及，女性（當然也包括被家暴男性）越來越多的發聲，家暴已經被廣泛唾棄。

本以為，對家暴大聲說不，已經是現代公民的普遍的共識。

然而，這件事情上，評論區驚現的一些內容，讓人發現，我們還是過於樂觀了。

我打人，道歉不就行了？

拋開家暴致死本身，很多人居然在為施暴的男子正聲，紛紛為其解釋：

打死老婆，又不是因為她切歌，而是她出軌。

即便是在反駁「出軌」的說法，也沒有強調家暴本身的違法屬性，而僅僅是在申訴：出軌只是一方之詞。

所以在一些人眼裡，家庭暴力是一種可行性行為嗎？如果一方出現過錯，那麼揮起自己「強大的拳頭」，就是正當的了？

可悲的是，不止於普通網友，即便是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這等家喻戶曉的「大教育家」，至今也執迷於自己的觀念里。

時過境遷，8年前的那起甚囂塵上的家暴事件，他並沒有反省。反倒認為，一切是因為他公眾人物的身份，被過度放大了。

2018年，是李陽瘋狂英語創立的第30年。他仍遊走於全國各地，以洗腦式演講收服了一批批忠誠的信徒。

去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談到曾經的家暴。

他毫不羞愧：家裡打一架，正常啊。

還問道台下的學生們：你爸你媽打過架沒？

「都打過嘛！」

「都打過嘛，為啥沒人報道啊？你沒名氣嘛。」

全場響起掌聲。

東方直播室曾在一期節目中，邀請了李陽等人圍繞家暴主題做探討。不出意外的是，他仍然不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有錯。

不止李陽，更有作家在家暴這個問題上，語出雷人。

節目現場，二人雙雙被法學專家打臉。

我國《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因此，一次和多次，只是程度的區別。

只要形成身體侵害，就已經構成了家庭暴力。它不是家庭糾紛，不是夫妻矛盾，而是上升到違法行為。

這些作家、教育學者，所謂的成功人士，在家暴問題上，抱持着錯誤觀念還能侃侃而談，全然不覺得一次肢體的毆打，有多麼過分，更別談認為它觸犯法律了。

名人尚且如此冠冕堂皇，我們不敢想象，有多少普通人仍然憑藉「自己的老婆或丈夫，打打罵罵無所謂」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繼續着將矛盾隨隨便便訴諸武力的人生？

李陽有句話沒有說錯，為什麼被大肆報道？因為他有名氣。

是的，被李陽家暴的妻子Kim在微博大膽發聲，李陽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

但試想一下，如果家暴雙方都是無名百姓呢？如果施暴者不是大名鼎鼎的李陽，妻子曬出的傷痕照，還能輕易獲得聲援嗎？

Kim的背後，是多少無人問津的受害者？

千千萬萬被暴力虐待，卻依然噤若寒蟬的女性，她們的聲音，幾乎沒有人聽到。

為什麼不逃？為什麼不離婚？

生活在家暴陰影下的人，絕非寥寥而已。

平均每天，都有1個人因家暴而死。

僅從媒體報道的案件出發，經統計，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這20個月期間，我國境內家暴導致的死亡案件有533起，至少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包括被殃及的鄰居、路人，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過1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

2010年的婦聯調查顯示，每年受理家暴案件高達5萬起。24.7%的已婚女性，不同程度地遭受家暴，平均每7秒鐘，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

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後，才會報警。

這並非中國獨有的情況。

即便法律非常健全的美國，平均每年有500萬女性遭受家暴；

在南非，有40%的男性對配偶實施過家暴；

中東地區，被家暴的婦女高達八成。

先天性的體力懸殊，夫妻密閉相處時難以避免的矛盾，數千年父權男權崇拜下遺留的封建觀念，都是這些數據高居不下的原因。

然而，比數字更恐怖的是，是家暴甚至無法擺脫。對於一些受害者們，它如同黑暗的無底洞，每一次奮起反抗，都再一次被現實打倒。

最後的最後，甚至只能通過「殺夫」式的同歸於盡，解除了暴力，自己淪入監獄。

為什麼不說出來？為什麼不逃出去？為什麼不離婚？

讓那些女犯們，告訴我們答案。

2005年，央視《新聞調查》曾做過一期《女子監區調查》。

河北省石家莊監獄的女子監區，十幾個女犯，都因為殺死丈夫入獄。同時，她們全都遭受過長期的家庭暴力。

安瑞花的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

血直接從眼球里噴出來，臉上全是玻璃渣，感覺眼睛要掉出來一樣。

在安瑞花及其女兒、婆婆的口中，那個男人，經常喝醉，成宿成宿地鬧。

家裡的每個人，都被他打過。小女兒臉上，還有一塊被鐵器砸傷的疤痕。

在丈夫酒醉後，揚言要殺死全家人的夜晚，安瑞花拿起菜刀，砍下了20餘刀，現場血肉模糊。

被捕後，她的兒女寫了呼喚書，村民集體請願，婆婆也為她求情。

豆曉花，嫁給丈夫時只有15歲，丈夫比自己大11歲。至今，她還無法相信丈夫已死的事實，被威脅的心魔，仍然在折磨她。

婚後，丈夫不允許她和任何人說話，男女都不行，連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許。他擔心有人挑唆，豆曉花不和他過日子。

為了讓丈夫相信自己，她自我封閉，不和任何人接觸。但依然打消不了丈夫的猜忌，他的疑心病越來越重。

皮帶、鞋底，刀，他隨時在逼她去死。

動不動就給一根繩子：你上吊吧

或者突然遞給自己一瓶毒藥：喝吧

晚上睡着睡着，她脖子一冰，突然發現丈夫把刀架在她脖子上。

揪着她的頭髮往後拉，把整個脖子暴露出來，她只能盯着屋頂，叫不出來，咽着口水，等着他會不會割下來。

隨着年齡漸長，這種威脅更是步步逼近。

「因為你長大了，你死吧」

最後一次施暴，豆曉花回憶說，那天他特別不正常，眼睛血紅，一直在看表，好像不把她殺死決不罷休。

口中說着：快到五點了，是你自己動手，還是我動手？

試圖逃跑到娘家，還是被丈夫用刀抵着後背，押了回來。

她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丈夫說：你姐姐，你父母，都一塊炸了。

當晚，她順手抄起鐵棍，把丈夫打倒在地上。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反抗。

性虐待，也普遍存在於這些殺夫女囚身上。「別問我這個，我心痛」無一例外，十幾個受訪女犯，全部是這個答案。

然而，她們為什麼不離開？除了極端殺人，沒有其他出路了嗎？

這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她們經歷的軌跡非常相似。而施暴的一方，往往有一個暴力周期，在施暴和下一次暴力之間，有一個平穩期。

這種暴力周期，使她們患上「受虐婦女綜合症」，強烈打擊下的無助感背後，她們甚至心存幻想，不忍心離開施暴人。

豆曉花說，丈夫打她之後，都會後悔：「看看這兒，摸摸那兒，疼嗎？」其他受訪者也表示，丈夫每次都說，以後再也不這樣了。

於是，她們依然心存幻想，丈夫有一天也許會被感化。

但下一次，會打得更狠。

受虐婦女常年生活在毆打凌辱中，覺得自己非常無能。每天提心弔膽，看到人就躲。

暴力，也是隨着時間，越來越重，越來越頻繁，她們如同溫水中的青蛙，想要跳出時，已經無能為力了。

離婚？

這些女囚們，都想過。但沒有人敢。

安瑞花曾也對丈夫提出離婚。

他說，你要是敢離婚，不宰了你一家人才怪。

安瑞花曾經求助過村書記，村裡的解決方式是，把他丈夫捆在樹上打了一頓，但回家之後，他會更加變本加厲。

採訪中，法學專家也指出，脫離這種家庭處境，對受害婦女非常艱難。

不僅會受到丈夫的威脅，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法院也不一定會判處離婚。

找大隊、找村長、去派出所、縣裡的婦聯組織，都無疾而終。

這些機構，統統只做調解，而調解，正好符合了施暴者的意願。

離婚又如何呢？判決又如何呢？

釋放的那一天，就再一次開啟了噩夢。

上世紀80年代初，「受虐婦女綜合症」在北美已經成為法律概念。暴力周期、後天的無助感是這個概念的兩大必要因素。

而這種模式可以解釋兩個關鍵問題，第一，為什麼不離開施暴人；第二，她們殺夫具備合理性。

它充分說明，輕而易舉的一句「你怎麼不離開」，是如此不近人情。

「受虐婦女綜合症「最早用於司法實踐，曾應用於1987年的加拿大，成為了可採證據。琳·拉娃莉在暴力恐嚇下殺夫，最終被無罪釋放。

但其過程，卻艱難波折。

一審宣布無罪、公訴人不服上訴，二審撤銷原判，最終鬧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維持了一審的宣判。

而將視角轉向我國，法律對家暴逼迫下殺夫婦女們的寬恕，一樣經歷着輾轉的漫漫長路。

甚至可以說，每一個苦痛中的她們，憑藉着一己之力的掙扎與吶喊，甚至用自己永久喪失的自由，一點點鋪起了反家暴法不斷推進的道路。

這一路，艱難跋涉

安瑞花、豆曉花等等，那些殺夫入獄的女性們，在法庭陳述時，對於家庭暴力，她們隻字未提。

在2005年以前，在這種以暴制暴的夫妻致死案件中，司法量刑，還更看重犯罪結果，家暴作為犯罪誘因，不被重視。

判決結果，很大程度上，和法官個人對「家暴」的認識有關。

在受訪的女囚中，幾乎全部遭到重判。

最低判刑是，十二年有期徒刑，半數是無期徒刑、死緩。

研究表明，在2009年到2013年，判決的48個關於家暴受虐婦女以暴制暴案件中，近60%的婦女被認定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死刑或者重刑。

幾年之後，曾震驚國內外媒體的「李彥殺夫案」，讓人在這一黑暗壓抑的空間裡，看到了一絲轉機的微光。

這一刑事案件，曾引發中外媒體的討論，甚至引起聯合國機構的關注，在推進家暴立法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0年，李彥殺夫分屍。

婚後，李彥常常被毒打，血像屋檐滴水一樣。

毆打後，常常在臉上還滴血的時候，譚勇就強迫和她發生性關係。

譚勇嚴控她的人身，但自己卻拈花惹草。一次與別的女人在茶樓約會，李彥生氣前往，被譚勇帶回家。

譚勇：剛才是用哪只手指的那個女人？

李彥：左手

譚勇：哪個指頭？

李彥指了中指。

譚勇拿起菜刀把她的中指剁掉了一截。

並警告，跟別人說是砍豬腳時砍掉的。

李彥和母親也曾尋求幫助，從社區到婦聯，從婦聯到派出所，派出所再到婦聯，皮球被踢來踢去，沒有解決。

譚勇曾說：如果再提離婚，就讓你家破人亡。

在一次爭執中，李彥把譚勇砸倒，為了怕他站起來，自己遭到毒打，她繼續敲打了幾棒，譚勇抽搐了幾下，再不動彈。

譚勇死後，她打算把屍體掩埋，由於弄不動，她把屍體分成了幾部分。

圖：案卷里的分屍現場照片（來自界面新聞）

一審，故意殺人罪成立，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二審，維持原判。

因為證據不足，李彥受到的傷害，只能證明遭受暴力，但無法證明與譚勇有關。

在李彥進入死刑覆核的階段，她的弟弟拿着材料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求命。

同時，弟弟多方打聽，求助婦女維權領域赫赫有名的律師，不願意放棄最後的希望。

律師們見到了李彥，鼓勵她說出婚姻中，難以啟齒的，最受折磨的性虐待。

「我們都是女律師，請你把婚姻中受到的傷痛，如實告訴我們，我們不是獵奇，只做記錄，不下定論」。

她說了出來，甚至刮宮手術的當晚，她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並且她的陰部有傷。

最終，性暴力的內容，作為關鍵性的新證據，改變了李彥的命運。

最高法沒有核准死刑，發回了二審法院重審。

家暴作為犯罪事實，得到認定。但專家證人想通過「受虐婦女綜合症」解釋李彥的行為，沒有得到批准。

從2010年殺夫，到2015年終審判決，整整五年的時間。這五年，恰是《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時間。

終審判決中，李彥被改判死緩。

2016年3月，《反家暴法》正式生效，其中數個條文體現了李彥的立法建議。

從一審、二審時，家暴無法當做證據，到終審時，法庭認定了部分家暴事實。

這中間的曲折坎坷，這五年的漫長等待，不止是李彥的發聲，更是社會的注視，是家暴領域研究者們發起的一次次公共討論，是他們在法庭上每一次擲地有聲的呼籲。

正義，也許很晚才會到來，但如果放棄追求，我們將永遠等不到它。

或男或女，沒有商量的餘地

在一樁樁案件，一次次司法實踐中，希望，慢慢釋放了出來。

2012年起，「專家證人制度」開始應用於家暴的刑事案件。由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學專家出庭，協助法庭釐清責任、公正量刑。

2015年，這類案件尋求輕判，也開始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最高法等聯合出台了《意見》：

圖：《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20條

2015年，溫州中院公開審理「姚某殺夫」一案，此案引入了專家證人出庭制度，家庭暴力問題研究專家的意見被採納。最終判處有期徒刑5年。

這個案子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首例應用了上述《意見》的刑事案件。

2017年，楊某遭受家暴後持刀刺向丈夫胸部，致其死亡。案發後，丈夫的母親對楊某出具諒解書，村民集體請願。最終楊某獲得從輕判處，有期徒刑7年。

2018年，章丘法院審理的故意殺人案件，因丈夫家暴，在案件過錯中存在嚴重過錯，妻子主動投案自首，法院予以輕判，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

與曾經動輒十年以上，甚至無期死刑相比，她們的處境，逐漸被法律看到；她們的立場，逐漸被法庭聲張。

配圖：《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劇照

當然，法律的輕判和寬容，並不意味着這是可行的。

以暴制暴下，丈夫被殺、妻子入獄，每個人都是輸家，沒有人願意看到這種結果。

因此，寬恕之外，更加實際的是：怎麼保護這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她們怎麼獲得安全的生存空間？

除了收集證據，向公安機關報案。人身安全保護令，已被寫入《反家暴法》。

根據2016年施行的《反家暴法》，受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被申請人如果違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比如禁止被申請人騷擾、跟蹤、接觸申請人和其親屬，責令被申請人遷出申請人住所等。

2016年至2017年間，北京市高級法院共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145份。雖然這與背後龐大的受害者相比，微乎其微，但是希望已經出現了，不是嗎？

今年，已是《反家庭暴力法》實施的第三年。

我們在為女性大聲疾呼時，還有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

男性遭遇家暴，同樣不是罕事。根據2018年婦聯和全國統計局的數據，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曾遭受家暴，數字甚至開始趨於持平。

今年的4月，廬江縣就曾發生一個案例。一個男人因為忘記給妻子買雞腿，兩人爭執後，被妻子捅死。

當然，無論從媒體報道的案例，還是千古以來百姓意識里傳承的「男強女弱」的固化思維，我們往往傾向於認為，男性是家暴的惡魔，而女性都是受害者。

男性被打，被辱罵，甚至引來一陣「出惡氣」的痛快叫好，再善意點的，是「怕老婆」的揶揄。

而調教了丈夫，令他乖乖順服的女性，反倒成了大義凜然的「女中豪傑」，這種心理現象，在張雨綺對前夫袁巴元動刀事件的輿情里，已經反映得淋漓盡致。

一口一個「虎妞」、「被圈粉」、「社會我張姐」，全然忽視了家暴不分男女，都是被法律嚴令禁止的行為。

這些為張雨綺拍手叫好的人們，倘若面對女性作為受害者的情況，捫心自問，你們真好意思義正言辭嗎？

雙標，不可取也。

實際上，男性被家暴，往往意味着家庭結構中，父親角色的受損甚至崩塌，孩子更易缺乏安全感，造成心理缺陷。

對於每一位閱讀文章的人，我們希望，無論男女，無論何時，面對家暴，都不要心存僥倖。

拒絕家庭暴力，應該成為根植於每一個人心中的不可動搖的認知。

除了毅然決然的離開，還應當學會收集證據，每一處傷痕，每一聲恐嚇，每一句辱罵，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每一個潛在和既定的受害者，或許就是你我。

我們期待，法律作為武器，給予我們更多務實的保護和安全感。而同樣渴望解決的是，作為家暴的敵人——那些殘酷的施暴者，司法、公安系統以及更多的社會力量能夠參與進來，通過心理干預，扭轉他們頑固的暴力潛意識。

今天，我們的法律還不完美，但是反對家暴，它給予了我們底氣。這不是最好的時代，但無可否認，這一定是個越來越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