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開風氣不為師——胡適逝世六十周年祭

情感導師 2022-11-13 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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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民國，有三件歷史大事為人所知：

5月，袁世凱承認日本《二十一條約》；

9月，陳獨秀在上海主編《青年雜誌》（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創刊；

12月，袁世凱稱帝。

掠過歷史的黃沙，探賾鈎沉，就會發現這一年的夏天，在大洋彼岸康奈爾大學的凱約佳湖上，有一件不為人知的「偶然」事件，卻對中國現代文明產生了深刻變革，其影響之深遠、意義之重大，超過這一年乃至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

一群庚款留學的青年才俊為了「討好幾位中國女留學生」，暑期相約在凱約佳湖上泛舟遊樂，忽遇狂風大作，小舟傾覆，慌忙上岸，所幸湖水只弄濕了衣衫，並無大礙。

歸來興之所至，任鴻雋郵寄一首四言古體長詩《泛湖即事》給哥大的胡適，胡適對文字提出批評意見，任先不回復，而就讀哈佛大學的梅光迪此時在康奈爾大學度假，代任回罵胡適。至此，哥大、康大和哈佛大學往來辯論，什麼是「活的語言」、「死的語言」、「活的文學」、「死的文學」，古文和白話文的論戰從此開始。

太平洋彼岸蝴蝶的翅膀從此攪起中國千年文化的沉渣痼疾。

多年以後，譽滿天下的胡適演講說，「湖上翻船是第一個偶然，任先生作詩是第二個偶然，我批評他是第三個偶然，他沒有反駁是第四個偶然，梅先生罵我是第五個偶然。」

這一偶然事件的發展，辯論愈激烈，白話文的歷史和功用愈加清晰。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新文化運動的檄文一經發布，有如巨石投江，激起千層浪。

從此開啟了國內的白話文運動，中國文化新紀元到來。

中國自古以來，文字和語言被長期割裂，著諸竹簡、絹帛和書本的文字被上層文人士大夫高度壟斷，作為鉗制、愚弄百姓的思想工具，為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社會服務。東漢大儒們面對墓室發掘的去古不遠的先秦晦澀難懂的古文字也只能搔首搖頭，而古文學家長期以來對今文學態度輕蔑，不屑一顧。崇古、敬古、法古，以古為榮是古代中國文化的典型特徵。隨着《四書五經》等經史子集在文化內容上的一統，以及自隋唐以古文為考試做官的開科舉士，發展到明清的八股文，文學完全沒有了創新和鮮活思想。

中國的文學，最先是從白話文起步的。始於先秦、中國文學之肇端——《詩經.國風》流傳古今，開篇之作《關雎》婦孺皆知。這些采自民間，鄉語村言、里巷歌謠，感情真摯、思想豐富；以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民間大眾文學得到不斷發展創新，成為影響大眾、被大眾喜歡的「活的文學」。

儘管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在進行着平民文化的運動，但這些「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從宮廷樂府、漢賦到八股文，廟堂文學占據權力的制高點。

然而宮廷文學《詩經.雅頌》的文學價值和《國風》相去甚遠，堆砌辭藻、華而無實的駢體漢賦流傳至今也只剩下寥寥幾篇，宮廷的馬屁文章臭氣熏人，假大空的廟堂文學最終扔進了歷史垃圾焚燒場，能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大多都是民間文學。

民間白話文學，老百姓喜聞樂見，生命力旺盛，所以流傳很廣。白話文學必然從歷史走進未來，而這一歷史使命，胡適是理論導師，陳獨秀是行動舵手，魯迅等民國文人是旗手。

在這個幾千年來「敬宗法祖」、「克紹箕裘」的國度，提出白話文改革自然是離經叛道的不肖子孫。古文大家、享譽京城的辜鴻銘和林紓（琴南）等成為反抗的急先鋒。「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晚清民初時期是主流學術思想，當面對中西文化、新舊思想衝突與對立的時候，章太炎、嚴復、梁啓超等有着進步思想的業界大咖們也表現出復古、守舊或沉默。

一個留洋青年挑起古今、東西衝突，提出文學革命，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和具有敏銳觀察力而勇猛的陳獨秀提出的「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思潮一拍即合。

一個長於學理，一個長於猛干。至此，中體西用說壽終正寢，一個「刀刃向內」、革故鼎新的新時代開啟了。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上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反對派的旗手林琴南1919年3月致信蔡元培說：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辜鴻銘更加露骨地說：「若所有百姓都懂得文字，就會參政議政，國家成何體統」。

一句道破天機關，說出已過兩千年！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白話文的《新青年》獲得了巨大、持續的影響力，全國各種報刊雜誌也紛紛使用白話文語體，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將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國語，白話文很快取代古文而通行於全國的報刊雜誌書籍。西方的自然、人文社科等書籍突破了語言翻譯障礙、通俗易懂的西方科學教材呈現在課堂上、圖書館裡。

從此，書本的文字國語化，平民百姓看得懂書，讀得懂報刊，文化思想得以空前地普及和傳播。

胡適率先垂範，《嘗試集》是中國現代第一部白話詩歌集，詩歌《希望》幾十年後譜寫成一曲《蘭花草》家喻戶曉，翻譯的都德《割地》（《最後一課》）成為中學名篇。

繼胡適之後，一批現代作家如郭沫若、俞平伯等紛紛出版自己的詩集；中國第一篇白話體小說《狂人日記》1918年4月在《新青年》發布，影響深遠。

晚年胡適在《口述自傳》中說道:

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

白話文運動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中最具影響力和社會進步的一次文化革新運動，打破幾千年來文化被上層階級壟斷，開啟平民的、大眾的文化，提高了文化的普及、加快知識的傳播，催化西學東進等等，其歷史意義、社會影響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無出其右。

西方盛讚胡適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之父，與但丁、彼得拉克等量齊觀。

史學家唐德剛說：「適之先生是開五百年文化新運的一位大師」，由此上溯，先生之意胡適當與宋明理學大師王陽明比肩。

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誠哉斯言！

若說《文學改良芻議》是中國文化沉寂兩千多年後的一聲驚雷，驚嚇得秀才舉人們瑟瑟發抖，那麼這位「五百年不世出」的青年大師在1917年9月初踏北大講堂，就引得大儒們渾身冒汗，從此他在史學界開啟的新思想真正奠定了他思想啟蒙家的歷史地位，超越宋明理學，直追先秦諸子！

《中國哲學史大綱》，將西方哲學、邏輯學以及杜威實驗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經學結合，掀開了中國傳統史學的蓋頭，褪去殘妝與粉飾，讓人們一睹其美與丑、善與惡、真與假的面容。《大綱》撇開唐虞夏商等上古神話，從西周開始，挖掘中國先秦名學，將老莊、孔儒、墨翟思想平等客觀地分析評論，重現中國古代邏輯理論和思想，開創北大哲學講授之先河，開啟了中國史學革命。

馮友蘭評價《大綱》說，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也是五四運動反對孔教的核武器，將高居廟堂的孔子推下神壇。其學術價值及社會影響力也鞏固了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導師地位。

從此，國學底子深厚、眼光高傲的北大學子如傅斯年們面對這位初出茅廬的青年教授，從滿腹狐疑質疑、到耳目一新的聆聽，再到徹底的俯首信服，態度的轉變也就聽了胡教授幾堂課程而已。

晚年胡適評論自己當年《大綱》所引起的兩點革命性的震動：第一是「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拋開三皇五帝，拋棄一切不可信的傳說，儘管許多似乎屬於「天經地義」的經典，「差點引起北大學生的抗議」；第二點是「平等的眼光」，「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一九一九年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

《大綱》一經出版，一時洛陽紙貴，轟動京城。

令胡適火出京城圈的，則是哲學家杜威在「五四」前夕的訪華。

嚴復、王國維等將歐洲哲學翻譯到中國，胡適則是將美國哲學傳播到中國的第一人。這位杜威的忠實信徒在恩師來華前夕就在《新青年》發布杜威的《實驗主義》，為其學術思想造勢。杜威來華兩年期間，正值五四運動蓬蓬勃勃，胡適緊跟杜威的步伐，遍訪各地高校，一路翻譯和整理老師的演講學術，並將杜威哲學課程搬進北大課堂。

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寫道：「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術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術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是胡適將杜威哲學高度濃縮、落地中國的實踐論和方法學。

這些探尋科學的真知、今人已經耳熟能詳的常識，在百年前守舊落後、「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舊思維下無異於重磅炸彈，即便魯迅在多年後還在譏諷嘲笑「考據癖胡適之流」云云，可見這位文豪當時也並未領悟其真諦。

這位杜威「實驗主義」的信徒，大肆宣傳鼓吹聒噪，兩年多時間，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杜威熱」的同時，也把自己的聲名遠播。

「但開風氣不為師。」

在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下，馮友蘭成為哲學界泰斗，周汝昌成為《紅》學泰斗，顧頡剛成為著名史學家，羅爾剛治太平天國史學第一人，等等，後期的學子更是桃李滿天。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多年後的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建立特區實驗田，又何嘗不是這種思想催生的偉大社會實踐？

從此後，胡適之「青年暴得大名」（胡適自語）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這位「暴得大名」的青年俊傑「每一次演講，人山人海，擠破窗戶，一直到晚年台灣皆是如此」。胡適之此時已然成為紫禁城內深宮遜帝的座上賓，並尊之為「胡博士」。自此，「胡博士」從紫禁城響譽京城了。

豈知胡博士亦如《圍城》裡的方鴻漸，並未獲得博士頭銜？

譽滿天下之時，毀謗亦傍身。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有人發出阮籍之嘆。

在當時看來，蔡元培廣納天下英才，並不為頭銜所累，王國維、陳獨秀、陳寅恪等都沒有獲得頭銜，不一樣在北大委以重任嗎？

只怨胡博士成名太早、盛名所累啊！

率先發難的是昔日好友梅光迪。1919年9月7日好友朱經農來信說「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梅先生質疑胡博士頭銜，「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

當然，此時的胡博士何以在意這一頭銜呢？學術聲名早已碾壓博士帽N條街了！

「羨慕嫉妒恨」，調侃、揶揄之聲一直持續着，這是國人的文化基因。

百年後的今天，具有考據精神的人們基本釐清了「博士門」事件真相：

胡適投身名譽滿邦的杜威門下，所學加上康大一年的哲學課程不滿三年，杜威名望高，事務忙，畢業論文口試被耽擱了下來，杜威1919年訪問中國，胡適全程陪同，就博士學位有過承諾，1922年博士論文刊印。

1922年2月哥大校長來信聘請胡適教授兩科，一為哲學，一為文學，儘管胡適忙於國內事務，沒有成行，但可見哥大對這位傑出校友的高度認可。

1923年羅素在美國著名雜誌nation上寫了關於《先秦名學史》的評論，對胡適大加讚賞，有大咖讚譽，天才如胡適的畢業論文有不通過的理由嗎？

1927年胡適訪問哥大期間，補繳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副本100本，於3月21日正式入冊博士學位，算是履行完必要程序。

胡適博士文憑拖延，根本的原因不是論文答辯不過關，而是論文緩交。以哥大的嚴謹治學態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暴得大名」的胡適之。

治學嚴謹若此，今日國內之學府能如此？

「博士門事件」只算是明星緋聞，對胡博士聲名無傷大雅，何況後來的一生又獲得33個榮譽博士呢！

但凡無知者常常道聽途說，或別有用心者斷章取義、摸黑歪曲，從而達到陰暗而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給胡適之扣上「親日、賣國、投降派」的頭銜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情，被不明真相的人們肆意傳播，對胡適的傷害、侮辱就深入骨髓了。

今天只需將其當年的演講、日記和已發表的文章系統全面地一讀，自然可以清晰明白地了解胡適對於抗日的主張和態度。

1933年3月13日熱河失守，蔣介石到保定處理軍務召見胡適等，胡適在日記中記錄：

我們問他(蔣)能抵抗否，他說，須有三個月的預備。

我又問：三個月之後能打嗎？

他說：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

其實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

以當時國力軍力，實無與日軍抗衡的資本。八一三淞滬會戰，就是在明知不可為而奮力血戰的政治工程。若沒有策略地一味顢頇，無異於飛蛾撲火，國力消耗更大。

保定談話後，對於實用主義的胡適認為，停戰促和才是這個階段的最佳選項，此間他在《獨立評論》連續發文表達這一觀點。

停戰促和是以促和為手段爭取抗戰時間，是戰略防禦的權宜之計，是以時間積蓄力量的緩兵之計，停戰促和絕不是投降。

他在1935年6月27日給教育部長王世傑的著名長信，被稱為抗戰版的「隆中對」。他認為中國只有用最大的犧牲堅持抗戰到國際援助方可以實現最後的勝利。他說：

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這一論述比毛澤東《論持久戰》提前三年。

彼時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戰略野心已付之行動，談和比苦戰更難。

他在1935年7月12日回見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時，日記中寫道：

他(大使)說,我為中國人設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氣時間，當然應該與日本妥協，即割了平津也無妨，但和平終不可得耳。我也承認他的話不錯。

再看他1938年11月13日日記：

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戰是誤國，不肯負責主和是誤國，但今日屈服更是誤國。

八一三爆發後，求和已不可得，抗戰已成定局。9月胡適以特使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一年後的10月正式以駐美大使的身份，卸下頭頂的博士帽，披甲上陣，成為堅定的抗戰鬥士了。

胡適向羅斯福介紹中美友好萬人簽名薄

胡適在抗戰前期三個階段性的主張：停戰促和、和比戰難、屈服誤國，是根據敵我實力懸殊的客觀情況，因應時局變化而調整抗日策略，這是理性務實的對敵態度，立場堅定，與後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著名的三段論：從防禦、相持到反攻暗合。

早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簽約後，康奈爾留學生群體中迎來陣陣「對日一戰」的激切宣叫聲，而胡適就是少數的堅定反對者。

我們再看看多年以後胡適是如何評說：

我還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二十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 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個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導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向無異族統治的先例,戰爭使其初嘗此味。中國所受戰爭的創傷,亦迄未復原。沒有對日抗戰,國際共產主義又何能統治中國!

作為深受墨子《非攻》思想影響的「極端的和平主義者」，胡適的抗戰主張是一以貫之的。

但和平主義不是投降，與「親日、賣國、投降派」的距離豈可以道里計哉？！

1941年12月8日美國國會正式對日宣戰。胡適的朋友、著名史學大師Charles A.Beard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是羅斯福受了胡適的影響（張忠棟《胡適五論》）。毫無疑問，作為羅斯福的密友，胡適的演講才能、親善的外交家氣質，四年間在美國四處遊走演說，贏得了國際社會、美國朝野兩黨以及民間最廣泛的同情。促美日交惡、拉美下水，形成太平洋戰爭，作為外交家的胡適功莫大焉！

持節四年，不辱使命，譽滿寰瀛，歸來不可言身退。

1946年7月24日傍晚，一艘美國過來的遊輪停泊在吳淞口，身體痊癒的民族英雄胡適從大洋彼岸重返祖國，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說，他在日記中寫道：「八點一刻，海上晚霞奇艷，為生平所少見。九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

此刻北大校長的位置由傅斯年代理已幾年，如今胡適的下一個目標是「復興北大」了。

這位與「民國北京大學」同生日、註定與北大有緣的天縱英才、民國第一公知（特別註明：褒義）胡博士先生，其家世背景，並無顯赫或異於凡人之處。

他生於1891年，安徽績溪上莊人。父親是一位前清履職台灣的經學先生，1895年病歿，母親二十三歲守寡，孤兒寡母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

天賦異稟，再有母親極度重視的教育加持，「一個早慧的孩子，不滿三歲，就已經認識八百多字」，五歲時村人已戲稱「先生」，不滿八歲已開始閱讀《資治通簽》、《第一才子》（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村塾讀書九年，已能記誦《四書五經》等經典國學，十三歲離開母親去上海中國公學尋求「新教育」，從此開始獨立求學和生活。

「自古英雄多磨礪，從來紈絝少偉男。」

上海求學六年，依靠異母兄長在上海灘經營的茶葉店鋪維持學業。無奈生意慘澹，營生多艱。這位天才少年利用求學閒暇，編輯《競業旬報》，每期可得10塊大洋，並發表白話文，宣傳男女平等、愛國、破除迷信，表達進步思想，後期更是以主編的身份擔綱主持，所得之資補貼學業。

1908年，家庭經濟無以為繼，只好休學一年多，教授初等英語和國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供自己讀書和家中母親生活，那一年胡適年僅17歲。

1910年在二兄紹之的陪同下，赴京趕考，正式將筆名「胡適」寫入考卷，取「適者生存」之意，「胡適」二字從此揚名立世。

一考中的。作為第二屆第一批庚款官費留學生，隨同胡適飄洋過海的還有後來的名人趙元任、竺可楨。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學習農學，為了將三十多個蘋果分類而費盡腦汁，興趣終於使他哪怕犧牲每月十五美金的學費也要將專業轉到擅長的文史哲。1912年轉學文學院，所學皆所長，兼之國學深厚的底子，學業應付自如。這期間胡適積極參加各種社團組織，擔任康奈爾世界學生聯合會主席、會長，參與各種刊物的編撰，各類社團演講活動，為後來成為出色的演講家、社會活動家儲備了能量，同時在留學生群體中聲名鵲起。

1914年5月康奈爾大學畢業，又續修一年碩士課程，第二年轉入哥大文學院，給母親匯報的一個理由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師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學泰斗，故兒欲往游其門下也。」

此後的兩年，胡適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開始俯察、審視中國的史哲世界了。

對於貧寒如胡適來說，留學不僅僅是求學，留學是工作，是家庭謀生掙錢的手段。

學霸級的胡適，各種獎學金旋踵而至。一個卜郎吟文學獎首次授予中國青年，成為一時熱點新聞，獲獎五十美金；一戰後期的一次校際和平論文競賽，提出「要把世界各國的力量組織起來，維護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這是解決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的論點，這簡直就是「國際聯盟」成立前的宣言，獲頭獎一百美金，日常還有編撰刊物的筆墨收入，等等。

庚款公派留學生，除學費免費外，政府每月給予八十美金的生活補助。彼時的一美金，相當於民國二個半銀元，即使美國的物價十倍於民國，對於月入二百大洋的留學生，「富而可稱花花公子」了！

收入結餘寄給家中慈母貼補家用，母親從此無憂衣食也！

時移世易，今人怎可想象！留學七年，按今天鍍金留洋的花費用度，豈不要三二百萬元？

同為哥大留學生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中注釋說：那時的留學生一旦出國，真是立地成佛了，「昨日還是牧羊兒，今日便可衣錦披朱，到相府招親去了！」

才華橫溢、英俊瀟灑的胡適先生，果真還需去「相府招親」麼？

早在胡適13歲，母親就給他定了婚。訂婚15年，胡適從未與未婚妻江冬秀謀面。這十五年，是青年男女熱戀的黃金期，庚款留學生比肩前朝進士，難怪胡適一生緋聞女友一籮筐呢！

唐德剛《胡適雜憶》：

胡適之這位風流少年，他在哥大一共只讀了21個月的書，就談了兩整年的戀愛！他向韋蓮司女士寫了一百多封情書同時又與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通信，其數目僅次於韋女士。在博士論文最後口試前五個月，又與莎菲通信達四十餘件！在哥大考過博士口試的「過來人」都知道，這樣一個精神恍惚的情場中人，如何能「口試」啊！這樣一位花叢少年，「文章不發」，把博士學位耽誤了十年，豈不活該！

由此看來，《紅樓夢》中「情痴情種」的現實版，青年胡適算得上一位了！細考下去，我們的這位主人公多情而不濫情，風流而不下流，用情有度，有理有節，學問精進則比「愚頑怕讀文章」的寶哥哥勤奮努力許多呢！

首先走進這位風流才子內心世界的是韋蓮司，康大教授的小女兒，年齡比胡適大六歲，兩人一見鍾情、再見傾心。相慕在思想、相愛在靈魂。韋蓮司讀書甚多，極富思想，胡適欣賞她「高潔幾近狂狷」的個性。從初戀到終其一生，韋蓮司作為偶像的靈魂伴侶終生未嫁。胡適去世後，韋蓮司幫助胡適夫人成立出版基金，韋蓮司去世前將其與胡適的往來書信全部捐贈，以供後人研究胡適。兩人戀情純潔浪漫，格調高雅，是現實版的浪漫愛情故事。

曹誠英算是為偶像身體出軌的唯一女人了。江冬秀婚禮的伴娘，拐着彎的遠房表妹，民國第一位農學女教授，舊式婚姻的受害者，短暫婚史的知性美女，胡適怎麼能受得住誘惑！

「胡適之怕老婆」就是因兩人戀情被胡夫人最後知道後傳遍京城的。這位江冬秀一生唯一最恨的女人，差一點就僭位生娃，人生的無奈與選擇，只能寄望於上天安排。胡適對曹關愛有加，難抵江冬秀手持利剪以死威脅，曹教授最終落得孤獨終老。

還有杜威女秘書羅維茲、北大才女徐芳……作為民國「國民老公」的胡適之，不缺緋聞女友，但對於自己身邊的小腳女人，一直不離不棄。

「民國七大怪，小腳女人胡適愛。」這是彼時街頭巷尾的談資，笑談乎？美談乎？

「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有何魅力最終守得夫君廝守終老？

第一，出生名門望族，其外祖父前清翰林，自己雖僅認得幾個字，但識大體、明大理、守原則。河東獅吼也好、「扭耳朵」也罷，最本質的是這個女人明白，維護大明星的人設就是捍衛自己的家庭利益。夫君是愛惜羽毛的公眾人物，羽毛是不能毀在女人身上的！第二，一手地道徽州菜，不僅讓胡博士享盡美味，「胡適之的朋友們」也讚不絕口；第三，聰明能幹，打麻將贏得多輸得少，讓胡博士少了多少家庭負擔；第四，作為易卜生主義的推崇者，婦女解放的吶喊者，胡適對女性及其尊重；最重要的，也最令博士欣賞的，也是世間女人最難做到的：反對夫君為官。一個小腳女人，無法與博士高談哲學人生，但在人生價值觀上戳你一箭，直達天庭，令你背脊發麻，從此束手就擒，甘願俯就一生。

有次胡適信中給妻子說道：

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在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

這算是胡適從內心對這位不會談哲學的小腳女人的認同。

遷就與容忍，是胡適的婚姻態度。「國民老公」胡適，周圍蝶飛鳳繞，有着擋不住的誘惑；聖賢若胡適之，到底也是情血之軀，內心肯定會掙扎、煎熬，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而沒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這是他作為女權主義者的真心的理解和同情。1917年，留美歸來不久的胡適之博士在家鄉以新式婚禮迎娶了江冬秀。婚後，寫了一首詩自我解嘲：

豈不愛自由？

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

也是自由了。

自由是有邊界的，為婚姻可以犧牲自由，為思想必須捍衛自由。

他的朋友陳寅恪的名言：「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用在胡適一生，甚是貼切。

做自由主義的鬥士，不媚俗、不畏權、不苟且、不逢迎、不站隊。

這位自由主義思想的鼓吹者和踐行者，深入骨髓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源於他先後九次、二十五年的赴美學習生活工作的薰染。美式憲政民主政體是他一生理想政治訴求。

有一次在于右任家中和蔡和森爭論幾個小時，他在日記中寫到：

充分地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共產黨所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誤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爭自由，今則無產階級爭自由。

他反對計劃經濟以及共產主義學術，主張溫和的社會改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這是他和新文化運動的親密戰友陳獨秀在1922年後分道揚鑣的最根本原因。

撰文《知難，行亦不易》，是對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公開反對，是對「國父」的大不敬；此外《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人權與約法》等文章直接批評執政者國民黨，氣得蔣公牙齒嘎嘎作響，從而受到多次警告、圍攻甚至威脅。

他和羅素談論中國的政治，羅素認為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必須先經過類似俄國式的社會主義專政，再過度到民主。他寫詩挖苦羅素：

《一個哲學家》

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

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

這條路他自己不贊成；

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他對朋友說「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與狗才成群結隊」，這是他個人主義的名言。他的無黨無派，恰以「在野黨」的身份，秉持知識分子的認知，與真理為友，與暴力、強權和腐敗為敵，不僅批評中共，也批評政府。

拋開「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幻想，成為「過河之卒」，執着地前行，從不退縮。與政府既鬥爭又合作。隨着「九一八」、「八一三」事變的爆發，蔣介石為了籠絡社會人心和美國援助，竭力拉攏無黨派色彩的社會明星胡適。胡適認識到此刻不應和國民政府採取敵對的態度，應該團結國內力量一致對外，先後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駐美大使。後來蔣以「行政院長」甚至「總統候選人」相送，胡適堅辭不受，有次戲對蔣介石說：「夫人有命，千萬不可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

當1949年國民政府潰退台灣，胡適從上海前往檀香山的克里總統號的船上，急切地醞釀《自由中國》半月刊，作為為言論自由吶喊的前哨陣地，寄望於現政府朝着自由民主政治發展。《自由中國》成為台灣當局的眼中刺，胡適也成為當局不斷羈絆的對象。

1953年1月16日他訪台面唔蔣介石，他直言：「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被蔣介石逼迫辭職後，胡適眼看着研究院將被國民黨的勢力所籠罩，兼之島內一眾大咖籲請胡適回島就任，為保護最後一塊自由的學術陣地，1958年4月胡適從美國回到台灣，正式任職中央研究院院長，挽救這個「僅餘之事業」，免受「黨天下干擾」。

胡適一直主張憲政民主政體，多黨政治、言論自由，晚年他與蔣介石領導的獨裁體制鬥爭得更加激烈。

1960年3月，蔣總統任期將終止。根據民國三十五年憲法，明確規定總統任期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即總統最多任期12年。此時黨內的馬屁精們以「戡亂時期」特殊需要，主張蔣繼續留任，並主張修改憲法。

權力就像春藥，上癮後難以自拔。

胡適在公開場合，明確表達個人意見：第一，堅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第二，堅決反對修改憲法。

隨後爆發的「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雷震冤案和關閉《自由中國》期刊算是當局對胡適的當頭棒喝，這是晚年胡適經歷的最大人生打擊。

歷史在輪迴，試看今日之中國，敢於直諫犯上、仗義放炮者，有幾人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文正公的名言成為晚年胡適的座右銘。

1960年11月18日與蔣介石最後一次長談，他在當日日記中寫道：

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會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這就是胡適，至死不渝，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努力。自然也為蔣公所忌恨者，無奈胡適聲名籍籍，蔣總統到底心存慈悲，無可奈何矣！

1962年3月1日，蔣介石親臨胡適靈堂憑弔，並送來手書輓聯：

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但第二天，他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寫到：「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蔣介石對於胡適既愛又恨的複雜心理表達得淋漓盡致。

既愛又恨者豈止蔣公？

解放後「天翻地覆慨而慷」，民國公知、親美知識分子胡適自然成為被打擊清算的第一文人。

1949年4月胡適離開大陸後，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社論中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

次年9月，胡思杜在《大公報》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批胡運動漸次展開。

胡適在24日的剪報上寫下兩句話：「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應當是共產黨已得我發表長文（指針對美國8月5日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為國民政府的辯護）的消息之後的反攻」。

大規模、全面動員的批胡運動是以中國科學院院長、媒妁之妻獨守空房六十八載的郭沫若親自充當刀筆吏開始，以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資產階級唯心論」為切入點，就胡適的哲學、文學、歷史等思想觀點全面批判，用時十個月，革命元老、政治新秀、投機家齊上陣，輯集三百餘萬字《胡適思想批判》（共8輯）。

緊接着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一時間，胡姓成為反動代名詞，胡漢三、胡傳魁等胡姓成為劇本小說反面人物。

季羨林評說：

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鬨鬨一場鬧劇。

批胡是毛澤東建國後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批判，也有毛澤東對胡適等民國知識分子挽留不得、逃離大陸的隱隱然泄憤。

解放前，毛澤東對胡適一直心懷敬仰之情的。

《西行漫記》中毛澤東對斯諾說：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於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一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

1918年，對於北大圖書館管理員助理、月入8個大洋的青年潤之，和炙手可熱的北大教授、月入260大洋的適之，年齡僅相差二歲，地位高低懸殊，即使想旁聽一堂胡博士課程也不可得。但胡適之對人是沒有尊卑貴賤之分，兩個青年人是有交接的：

1920年1月15日胡適日記中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1951年5月17日記載：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回到湖南的毛澤東也常會向胡適郵寄文章，請教指點。胡適曾就《湘江評論》中《民眾的大聯合》表揚過毛澤東。

1945年8月24日，胡適以個人名義從紐約發電報給重慶的朋友王世傑面呈毛澤東，勸中共「放棄武力」，組建「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對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毛澤東來說，這無異於痴人說夢、孺子喃喃了。

大勢已定的毛澤東深知胡適是中國文化界的一面旗幟，想讓胡適留在大陸不僅僅是政治考量，也有個人的感情因素。北平解放前夜，解放區的廣播電台夜裡專門給胡適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着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道不同，不相為謀」。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彼時，胡適果斷而洞明。

批胡運動後，1956年2月毛主席在懷仁堂的一次政協會議對與會知識份子說：

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一個人的聲名毀譽，若是鄉野村夫，你可一筆塗抹，無人知曉；盛名如胡適先生，豈是爾等可以任意塗鴉、歪曲、抹殺的？！

俗話說：「老百姓心中一桿秤」，這秤砣就是人心。

身邊人、親歷者、同時代民間的評價最有公信力。

「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一生研究胡適，亦師亦友的唐德剛說：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羅爾綱：

「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錢鍾書：「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林語堂：「終其一生，淡泊謙沖，平易近人。」

陳丹青：「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再看林語堂講的一段親歷故事：

1920年，我獲得官費到哈佛大學研究。那時胡適是北大文學院院長。我答應他回國後在北大英文系教書，不料到了美國，官費沒有按時匯來，我陷入困境，打電報告急，結果收到了2000美元，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回北平後，我向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面謝匯錢事。蔣先生問道:「什麼2000塊錢?」原來解救了我困苦的是胡適，那筆在當時近乎天文數字的錢是他從自已腰包里掏出來的。他從未對我提起這件事，這就是他的典型作風。

胡適資助的不僅僅林語堂，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青年才子。「他不僅僅資助才子，也資助販夫走卒」。

樂善好施的胡適一生淡泊錢財，以致晚年寓居美國時經濟一度困窘。

在胡適之眼裡，沒有高低貴賤，永遠面帶溫和的笑顏，「我不生氣」是他的生活哲學。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小時候的教育、環境決定一生的性情品格，而母親對孩子人格的形成有莫大的影響。

一位十七歲續弦的女人，在自己二十三歲時丈夫離世前給予的唯一囑託：希望把自己年幼的兒子培養成為讀書人，而家庭的經濟營生、財政大權都旁落在一眾年長的晚輩手中，常常暗自落淚暗自愁，但處處又得以後母的身份處世，練就了隱忍、堅韌、慈善、寬容的母性性格，同時也影響了幼年胡適。

如果我學到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這是人生四十時胡適的感言。

夫人是出了名的暴脾氣，「怕老婆」是胡適之一生的標籤。他遍尋古今中外「怕老婆」的故事，從調侃到上升為哲學高度：怕老婆的社會一定愛好民主，更和諧，日本和德國婦女地位低，因此產生出法西斯主義。

這樣一位民國君子，人格魅力爆棚，朋友遍天下，無論高低貴賤。

「我的朋友胡適之」是民國流行語。

新文化運動初期，周氏三兄弟是白話文學的主力軍，深得胡適賞識，但終因道路殊途，魯迅對胡適交惡。魯迅在文章中多有挖苦、諷刺胡適之語句，胡適從不回應。而對於魯迅的文字才識，胡適多次在自己文章中舉例肯定。魯迅去世後，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胡適回信說：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後來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胡適「慨予俯允」，並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奔波效力。

《胡適日記全集》四百多萬字中保存了大量批判、謾罵甚至詆毀自己的文字，胡適以「我不生氣」的胸襟態度面對反對者。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是胡適名言。

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着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老子說：「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君子和而不同。新文化運動兩位領袖在各奔前程、南轅北轍後仍然保持着兄弟般友誼，陳獨秀辭世後，友人輾轉將陳獨秀遺稿託付胡適，希望代為保管出版。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舉行北大校慶五十周年慶祝典禮，胡適發言時「泣不成聲」，不是為民國的敗退哭泣，而是因為專機去北平接他「親點的老朋友」，他親臨南京機場迎接的只有寥寥幾人。

為朋友而慟哭！

滄海桑田，天地翻覆，物是人非。

多年以後，那些在反右中、在文革中蹲牛棚、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胡適之的朋友們」，能否明白當年胡適良苦之心、慟哭之淚？

1962年2月24日，胡適心臟病突發與世長逝，享年72歲。

次年，哥大設立「胡適研究生獎學金」，以此緬懷傑出校友。

1973年，胡適陵園落成，占地一萬六千平米。

胡適紀念公園

胡適之是幸運的！

他幸運地生長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幸運地在上海得到宋氏三姊妹父親宋耀如的英語傳授，有了紮實的美語功底；幸運地站在哲學巨人杜威肩膀上；幸運地在「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民國黃金時代」，能將自己的才學分享、奉獻給社會，成就了那個思想激盪的時代，也成就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