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多女少，竟讓中國人越發愛存錢？

「來源: ｜財經國家周刊 ID：ENNWEEKLY」

文 | 魏尚進 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

編輯｜米粟

在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里，我們看到全國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萬。在絕大多數國家，年輕人中男女人數基本相當，中國性別失衡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主要就是年輕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衡。從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看，當前的失衡情況已經有所緩解，但失衡的態勢還沒有消失。

年輕人性別失衡，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人口問題，它對經濟增長、儲蓄率、貿易順差、房價等多個問題可能帶來巨大甚至意想不到的影響。我們先從性別失衡對中國人關注的儲蓄影響講起。

▲圖/新華社發

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即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到現在一直位於世界前列。如果將負債考慮在內的話，美國的家庭儲蓄率接近於零，而亞洲國家的儲蓄率比較高，大概是百分之十幾到二十；中國居民的儲蓄率超過百分之三十，比以高儲蓄率聞名的其他東亞與東南亞國家還要高。

但有意思的是，中國的儲蓄率並不是從來都這麼高，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家庭的儲蓄率和其他東亞國家相比差不多。農村家庭儲蓄率是從1990年的11.6%上升到2007年的29.1%，城市家庭從15.1%上升到31.9%，也就是說，在此期間中國家庭的儲蓄率相當於翻了一番。

▲圖/新華社發

為什麼在2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居民儲蓄率翻了一番？傳統的儲蓄動機不能完全解釋這個現象。因此，我和張曉波老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提出了「競爭性儲蓄率」的概念，我們認為競爭性儲蓄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競爭性儲蓄指的是通過積累財富，在競爭中獲得優勢，以滿足個人強烈的生物和生理欲望。當競爭加劇時，人們願意大幅調整儲蓄率。一個人的儲蓄相對於同年齡、同性別的人越高，其競爭地位就越好。

傳統的經濟研究提到「人口因素」時，往往只想到政策變化對人口數量和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但競爭儲蓄動機指向了第三個渠道——出生性別比的變化以及在未來幾年內婚姻市場中年輕一代性別比的變化。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競爭性儲蓄在數量上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未來幾十年也不容忽視。

過去三十年，中國人越發愛存錢

中國家庭儲蓄率高企，很難完全由諸如生命周期理論、預警儲蓄動機、文化習慣或金融發展欠缺等傳統方式來解釋。

第一個可能的儲蓄動機基於生命周期理論，一個人的儲蓄率是隨着生命的不同階段起伏，並最後回落的。隨着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占比增加，儲蓄率應增加，而這與家庭層面的數據結果不符。

將個人的生命周期、儲蓄周期概念套用到國家層面來看，不同國家的儲蓄率不一樣，可能是因為這個國家尚未進入工作年齡的人口、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間的相對比例不一樣。但這個講法在中國與別國的實際數據裡面不太受到支持。

第二個可能的儲蓄動機是謹慎動機理論或稱預防性儲蓄動機，它強調儲蓄是一種保險工具，可以用來防範未來不測的支出需求。

具體而言，個人儲蓄的原因是，未來可能在本人或者家人遇到生老病死殘等不測事件時，以防急需用錢而缺乏其他融資渠道的情況發生。

很多人認為這一理論非常適合中國的情況，因為可以想象未來各種支出的不確定性的確很多，中國養老金制度與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夠健全。這個理論確實有其道理，能幫助我們部分理解中國居民較高的儲蓄水平，也是理解中國居民儲蓄率問題最被廣為接受的解釋。

▲圖/圖蟲創意

不過，預防性儲蓄動機仍然是不全面的解釋，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三十年前中國的居民儲蓄率為什麼高企，但不太能解釋過去三十年中儲蓄率不斷攀高的原因。

雖然中國今天的勞保制度、醫療保險與新加坡、北歐國家相比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如今的醫保制度、養老金制度肯定比20世紀90年代初更完善。按照預防性儲蓄動機的邏輯，中國居民的儲蓄率應該逐漸下降才對。

第三個儲蓄理論動機基於文化因素。不同國家的父母對子女關於儲蓄重要性的教育不一樣。中國傳統文化不主張寅吃卯糧，除了買房之外不願意貸款；相反美國人比較偏好貸款。

但是，文化因素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的居民儲蓄率可以達到15%，而非美國人的1%～2%，但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5%激增到如今的30%乃至更高，因為文化習慣等因素持續性較強，在短時間內難有大的變化。

如果要說文化因素有變的話，應該認識到現在的年輕人更願意透支消費，那麼這個文化因素應該會讓居民儲蓄率逐漸下降。

最後，對於中國家庭高儲蓄率的原因，金融體系發展欠缺也不能給出很好的解釋。中國如今的金融體系的完善程度遠勝於多年之前，但是儲蓄率卻不斷攀升。

所以，以上三大經典的儲蓄理論和金融體系發展欠缺都很難解釋近三十年中國儲蓄率快速上升的形勢。

怎樣讓孩子更好找對象？存錢

競爭性儲蓄這個概念是由我和張曉波於2009年提出來的，它的含義是除了上述三種儲蓄動機之外，居民還有一個儲蓄動機是要增加自己或者孩子在婚戀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與標準的生命周期和預防性儲蓄動機不同，競爭性儲蓄動機完全是與他人競爭。這部分儲蓄的直接目標是提高相對財富水平，其最終目標是提高在婚戀市場上的競爭力。

競爭性儲蓄動機實際上是對人類特性的一個描述，是適用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儲蓄的形式不僅包括放在銀行里的存款，也包括所有資產的積累。

在中國，對大多數家庭而言，最重要的競爭性儲蓄形式或者資產積累的形式就是購房。提高儲蓄率的具體形式，就是買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房子，或者買更多的房子。當然，投資股票或其他金融資產也是儲蓄的形式。

▲圖/IC photo

按照我們的邏輯，競爭性儲蓄動機是各國許多居民的儲蓄動機之一。那麼為什麼它在中國的表現強度會這麼大呢？

這是因為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在過去三十年裡，年輕人中男多女少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這使得對於有男孩的家庭，競爭性儲蓄的重要性大大上升。這不僅推高了這些家庭的儲蓄率，也通過房價與其他渠道，「傳染」帶動了其他家庭的儲蓄率。

根據我們的估算，自2000年以來，中國婚前年齡人群的男女比例急劇上升所引發的儲蓄競爭動機增強，在此期間對中國儲蓄率的實際增長貢獻了大約50%。事實上，包括新加坡、印度、越南、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也出現了婚前年齡人群性別比例失衡的現象。因此，競爭性儲蓄動機可能在這些國家的儲蓄率演變中也發揮了數量上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性別比例平衡的國家，競爭性儲蓄動機仍然存在並很重要，儘管由於這種儲蓄動機的強度缺乏變化，很難估計其影響。

競爭性儲蓄動機對中國尤其重要。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性別失衡程度存在顯著差異。來自中國婚戀市場的壓力持續增加，源於中國不斷增加的性別比例失衡，適婚男性越來越難結婚娶妻。

▲2018年8月12日，參加相親大會的單身青年在交談。圖/新華社發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適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現象。

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講，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大致為106∶100（在沒有重大饑荒的社會中）；而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段（15歲到35歲）男女比例基本是1∶1。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男嬰出生率略高是對男嬰夭折率較高和男孩從事冒險活動死亡的自然補償；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一般適婚夫婦中，丈夫要比妻子年長一些。所以正常的情況下出生嬰兒的男女性別比大概是106∶100，這樣出生時的男女比例，到了婚戀時期正好使得青年男女比例趨於平衡，全世界的普遍規律原本相差不遠。

中國在執行計劃生育之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這一比例大概是107∶100，換言之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基本相同。但執行計劃生育之後，中國就出現了新生兒性別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而且越來越嚴重。

▲圖/新華社發

2007年，中國男女嬰出生時候的性別比例大約為120∶100；適婚年齡段的比例大約為115∶100。每1.15個男人對1個女人，意味着大概每九個男性裡面有一個（從數學上說）是找不到配偶的，也就是說接近11%的男性找不到老婆。

這就會出現問題，假設多數男孩的父母是希望孩子結婚的，這個時候能做什麼？增加儲蓄或人力資本投資都是競爭的手段之一。出現性別失衡的時候，男孩的父母希望通過積累財富來增加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父母也可以在兒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並督促他們在學校更努力地學習。因為性別失衡使得競爭性儲蓄動機對儲蓄的相對貢獻，要比其他動機上升得快很多，造成儲蓄率上升。

愛存錢，一半要歸因於性別失衡

競爭性儲蓄動機有沒有數據支持呢？大致有以下三大類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全國性數據，全國的適婚年齡段的人口性別失衡的程度和全國的居民儲蓄上升情況非常吻合。在國家層面上，中國婚前人群的性別比例從1990年的接近平衡上升到2007年的115∶100。同期，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差不多翻了一番。國民儲蓄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和婚前人群的性別比例顯然是一致的。這個數據可以參考，但從統計上說不是很嚴格。

第二，雖然整體上中國男女比例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但全國各地區之間男女比例失衡的程度卻大相徑庭。例如，安徽省的男女性別比非常不平衡，大約是120∶100，而內蒙古的男女性別比幾乎是平衡的。

由於婚姻市場非常本地化（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人們為了結婚而跨地區遷移的比例很低），我們可以研究一個地區內居民平均儲蓄率如何對當地婚姻市場條件的變化作出反應。如果用省市之間比較，是不是哪個省性別失衡相對嚴重，當地居民儲蓄率更高？

答案是肯定的。也可以反過來看，因為從1990年到現在，不同省的性別失衡加劇的程度也不一樣。那是不是哪個地區性別失衡增加速度快，當地的儲蓄率增加也會相應快一些？我們的研究發現答案也是肯定的，數據非常明顯地支持了這些說法。

第三個證據是微觀家庭住戶數目。競爭性儲蓄動機理論告訴我們，當性別失衡發生時，有男孩的家庭的儲蓄率一般會高於有女孩的家庭。不僅如此，同樣是有男孩的家庭，即使父母的工作情況、收入水平與其他家庭情況相同，那些住在年輕人性別失衡較嚴重地區的男孩家庭就會有更高的儲蓄率。

換言之，一個家庭是否有未婚男孩，與當地年輕人男女比例，兩個因素共同影響該家庭的儲蓄率。競爭性儲蓄動機的這個「預測」是其他儲蓄理論沒有的。這個「預測」是否正確也是可以在實際數據里被證實或證偽的。

為了檢驗家庭儲蓄率（可支配收入）和當地的性別比例（省區市級）的實證關係，我們也要考慮其他決定儲蓄利率的因素，如家庭收入、戶主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孩子的年齡以及家庭成員是否有重大健康問題。

我們理論預測的相互作用效應在數據中得到了有力的證實。我與張曉波（2011）的研究發現，在農村男性性別比例失衡嚴重的地區，未婚兒子的家庭往往有更高的儲蓄率。儲蓄高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有未婚男孩的家庭辛苦打工，然後把積攢下來的錢用來造房子，或者在縣城買房子。

▲圖/新華社發

在中國的各個城市之間，有未婚兒子家庭的儲蓄率往往隨着當地的性別比例而上升。有意思的是，城市裡有未婚女兒家庭的儲蓄率，雖然一般比有男孩家庭的儲蓄率低，但也會隨當地性別失衡程度的上升而上升。

舉例來說，比較兩戶三口之家，一家有未婚男孩，另一家是未婚女孩。平均來說，有男孩的家庭的儲蓄率會比有女孩的家庭高一些。但是這還不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如果兩個家庭都各有一個12歲男孩，父母工作也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一家住在包頭，當地的性別失衡非常微弱，另外一家住在合肥，當地性別失衡非常嚴重（大約每六個男孩中有一個從統計上說是無法在當地找到配偶的），這時候就會發現合肥這個家庭的儲蓄率會遠遠高於包頭這家。

換言之，孩子在婚姻市場上面臨的競爭程度會影響到父母的儲蓄。我們實際的統計分析是列出了所有的省區市，分別把每個地方的性別失衡程度刻畫出來，然後看不同地區的性別失衡程度會不會影響當地的有男孩家庭的儲蓄率。研究發現男性在婚姻市場上遇到的競爭更大，更多的男性追逐相對少的女性的話，他們的家庭儲蓄率明顯更高。

競爭性儲蓄動機不僅是一個質的概念，我們還可以統計推算出當性別失衡加劇的時候，儲蓄率會增加多少，即所謂的儲蓄針對於性別失衡的彈性係數。

根據我們統計估算出的彈性係數，可以推算出1990年到2007年期間，中國家庭儲蓄率的增幅中約一半歸因於性別失衡問題的加劇。也就是說，競爭性儲蓄動機視角可以解釋中國家庭儲蓄率過去三十年增幅中的一半。

買房成為重要的儲蓄形式

有一點需要明確，所謂儲蓄，不僅是放在銀行存款賬戶里的錢，而是所有個人沒有花掉的收入，是推遲的消費。除了存款之外，購買金融資產、投資房地產也是一個儲蓄的行為。

尤其在今天的情況下，對大多數家庭而言，購房是最重要的儲蓄形式之一。性別失衡上升造成有男孩家庭購房的衝動和壓力增加。這實際上是競爭性儲蓄的一個推論。

在標準住房經濟學中，房產被視為一種資產或一種消費品。然而，房產有時也被稱為一種「地位商品」或「身份商品」，因為房產是一種非常可視、價值相對容易核實的財富形式，比銀行存款、股票交易賬戶和許多其他形式的財富更能被觀察到。

婚配競爭通過競爭性儲蓄動機會促使人們追求更大、更貴的住房。由婚配競爭造成的對房產的需求在所有社會中都可能存在，即使是那些沒有性別比例失衡的社會，但其重要性不容易被觀察到、不容易被衡量。

相對於收入的增長，中國的房價和其他一些經濟體相比似乎上漲得太快。通常用來解釋房價的理論，比如貨幣供給、城市化在這方面的解釋不夠全面。因為同樣的因素也應該推高租金率，然而中國房價租金比也在大幅上升。

21世紀初以來，中國婚前年齡人群中男女比例的上升引發了婚姻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由於男多女少，女方的話語權整體增加。在其他條件相等情況下，有些女方願意嫁給擁有更多財富的丈夫；而也有一些男方會竭盡全力去購買一個超過其消費（和金融投資）需求的更大、更貴的房子。

我們發現了一個信息豐富的互動效應：家中有一個未婚兒子，同時生活在一個性別比例高的地區，增加了一個家庭想擁有一套昂貴住房的可能性。通過微觀數據分析發現，這種競爭導致房價非理性地上漲，解釋了2003~2009年間中國城市房價上漲的30%～48%。

高性別比例的地區，住房面積更大，住房價格更高。這種通過住房的傳導機制，在城市比農村更明顯。

具體來說，因為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的住房市場截然不同，性別比例的上升可能會更多地推高城市地區的房價。因為男方父母通常希望幫新婚夫婦購置新房，所以房價高企加重了男方家庭的儲蓄壓力。

另一方面，有女兒的家庭（還有其他所有家庭）也需要買房居住，所以他們也不得不增加儲蓄，縮減其他開支，來應對地方性別比例的上升。如果男方儲蓄多用在女方本人身上，而不是女方父母身上，則女方父母更有壓力增加儲蓄。

▲圖/IC photo

我們通過數據核實發現，全國性別失衡越嚴重的地方，房價上升也會越快。如果我們用競爭性儲蓄的框架去看數據就會發現，房價租金比在性別失衡嚴重的地方上升得特別快。性別失衡不是房價上升的唯一原因，當然也有很多投機因素和城市化的原因在發揮作用。但是性別失衡是房價上升以及房價租金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這個因素不容易被認識到。

糾正性別失衡需要政策干預

性別比例上升導致總儲蓄上升可能是一種過渡性現象，但由此產生的扭曲需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得到糾正。導致性別失衡的直接因素之一是選擇性墮胎，而其背後是三個因素的綜合作用：傳統思想中重男輕女的觀點，技術上年輕夫婦可以在嬰兒出生前知道性別、政策上許多家庭的孩子數量受到限制。

重男輕女的思想是可以演變的。性別失衡造成男孩家庭的經濟負擔加重，這本身也會促使人們反思重男輕女的觀念。這意味着男女失衡有一個自我糾正的機制。但是，如果性別比例要遵循均值自然回歸過程，其回歸速度是較慢的。我們的估算表明，性別失衡的自我糾正需要約兩代人的時間。

在婚戀市場上的男女比例在接下來二十年裡會先惡化再改善。做這個判斷的邏輯很簡單，因為五年、十年後婚戀市場上性別失衡的情況今天就可以知道了。

中國放開二孩對性別失衡以及競爭性儲蓄、競爭性買房的影響分為兩部分：

第一點，放開二胎的直接後果是新生嬰兒中的性別失衡程度會降低。對大多數家長來說，並不是男孩越多越好，女孩越少越好。如果能有兩個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在這種情況下，新生嬰兒裡面性別整體失衡程度就會因為二胎政策有所降低。這個判斷在數據裡面也可以看到，放開二孩以後，新生兒的性別失衡情況普遍在改善，但是男女比例還是不平衡的。

第二點，新生嬰兒性別失衡的改善轉化到全國的儲蓄率上還有一個時間差。這個政策要影響適婚男女青年比例還要等到十幾年乃至二十年以後。

需要注意的是，通過提高儲蓄率來增加婚戀市場的競爭力是一個零和遊戲。也就是說，雖然所有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希望通過增加儲蓄和減少消費來提高他們結婚的概率，但這樣的願望在總體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整個國家的未婚青年人數最終是由性別比例決定的，而不是由總體儲蓄率決定的。

因此，性別失衡讓經濟中有更多的儲蓄，人們犧牲了消費，卻沒有減少社會中無法結婚的人的總數。如果有一個機制讓所有家庭都同比例降低為婚戀而提高的儲蓄，這可以用於消費，提高幸福感，但不會改變婚姻市場的結果。然而，這樣的機制是缺乏的，需要通過全面二孩、三孩，甚至考慮完全取消生育限制、提供女嬰補貼等更為積極的政策進行干預，糾正性別失衡。

《尋找經濟最優解》

魏尚進 著

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6月

本文摘編自《尋找經濟最優解》，本書不同章節論述的具體問題看似相去甚遠，但經濟學的思維貫穿始終，體現了作者多年的積澱和思考，並匯聚與各領域專家的合作研究或深入對話，帶領讀者在全球化、匯率、貿易、制度改革、數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重要領域，尋求經濟中效益與公平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