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思｜多活下來的這9年

小年說：

本文作者是一位記者，在外人眼裡，她比聰慧、博學、多才、美麗、從容這些詞聚合出的形象更優秀。然而，她也是一名抑鬱症患者。

回望試圖自殺以來的九年，她說這是多活下來的時光。在她的文字里，你會發現：眼睛看不見的病，需要去用心讀。

推薦給你，靜夜思。

多活下來的這9年

來源：中國青年報 | 作者：陳軼男

早上睜開眼，時鐘才指向7點，我擁有大好的早晨。我起床吃了藥，騎車去派出所報案。我花一個月工資買的手機被偷了。我在天橋底下買到了香氣四溢的蛋卷，跟擺攤大媽熱情寒暄。來到單位，我注意到我的工位跟我關係最好的幾個同事挨着，就像中學時跟閨蜜坐同桌一樣。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圍着我轉，滿滿都是愛。

「我好快樂呀！」我把胳膊舉起來像水草一樣搖動，在會議桌邊歡呼起來。我為這場工作例會作了充足的準備，決定一會兒多發言。

最近一段時間我出了兩年來的第一趟差。我珍惜這樣的狀態，畢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就會變回一隻被扎癟的皮球，所有的生命活力都被抽乾。我是一個資深的躁鬱症患者，人生不時在抑鬱發作和躁狂發作之間切換。

不久前，我作為主持人錄製了一個科普抑鬱症的視頻訪談節目。我有點興奮，在臉上敷了二兩粉，一咧嘴就像一塊裂開的麵團。錄完之後，我驚訝地發現了一個巧合——9年前的同一天，我正因為重度抑鬱而試圖自殺。

一不小心，我已經多活了9年。

一

人為什麼想自殺？曾經我也想不通這個問題。大一的時候，學校有人從宿舍樓上一躍而下，我在人人網上發表評論：「如果連死的勇氣都有，為什麼沒有勇氣活下來？」

自殺這件事似乎離我相當遙遠。我出生在衣食無憂的家庭，父母關係和睦，跟我像朋友一樣相處。在學校，我是一個段子手，哪裡有我哪裡就有歡聲笑語。從小愛好跳舞的我是大學舞蹈團的成員，每晚在排練室揮汗如雨。我也是周圍人難過時投奔的肩膀和懷抱，好朋友對我的總結是，「擁有很多愛，所以能夠分享」。

只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生活時常被低氣壓籠罩。我變得敏感，別人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都可以給我的世界投擲手榴彈。有一次我在走廊和好朋友聊天，聽對方說起下學期要轉去另一個校區，突然好像有一個開關「咯噔」一下，全世界的燈都熄滅了。我感到有一塊大石頭砸下來，正壓在我的心臟上方，我一下就說不出話了。

那天之後，腦子幾乎是蒙的，在圖書館坐一天也魂不守舍。我為一門出國考試準備了半年，已經訂好了考位，最後因為哭得看不清機考屏幕而不得不退考。

我會被從前毫不在意的小事打倒，感覺滿世界都是碎玻璃，扎得我渾身是血。有一次，我在冰涼的地板上躺了兩個小時，心裡想着，躺在地上我就不會再往下墜了。

與此同時，我的身體也出現了反應，消瘦、心悸、頭痛和失眠。有整整一個月，我每晚在床上輾轉到凌晨三四點，而早上6點半就會醒來。

我開始頻繁在社團活動中遲到。有老師批評我行為乖張、冷漠孤僻。我很震驚。我一向是他口中最踏實懂事的學生。

我也不想這樣，但我控制不了。眼睜睜地看着身邊的人一個個離我而去，而我什麼都做不了。我像是被封印在一塊石頭裡，只能不斷地自責，想說對不起都發不出聲音。

晚上，面對濃稠的黑暗，我被無盡的悲觀思緒圍剿。為了度過漫長黑夜，我有時會溜出宿舍，在校園裡一圈一圈地遊蕩。後來，我坐遍了學校周邊每一家24小時營業的肯德基和麥當勞。

再到後來，我發現自己在電腦上搜索「不打擾別人的十種死法」。我像是菜市場案板上等死的魚，血紅的腮徒勞地一扇一扇。我已經精疲力竭，一心想要解脫。

到那時我才明白，生不如死時，自殺是一種本能，是人類求生的本能。

決定去死的那一天凌晨，我在微博上問自己：「我想起來以前我媽媽也有一個好好的女兒，後來怎麼就變成一個怪物了呢？」

二

3個月後，我終於知道了問題的答案。但在那之前，自殺未遂給我帶來了許多負擔。

學校通知了我的父母，我爸在趕來的路上給我打電話。「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情，我們……」他說不下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我爸哭。

之後每次回想起那一刻，我的心就像被絞碎了一樣痛，但是在當時我毫無感覺，甚至想把手機扔掉。我煩躁地想，為了你們我不能死，那我呢？

我媽總結，我這個人變了，自私、沒有責任心、連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回家之後，她給我寄來一本《弟子規》。

我聽到學校里有人議論我，太脆弱，一點小事就走極端。我更加確信自己應該被社會淘汰，自殺是我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可是死了也要被責怪，我被卡在無解的境地。

班裡同學送了我一本心靈雞湯，我對着書皮看了一個下午。後來情況好轉一些，我立刻開始申請校外實習，我想按照大家的建議「換換環境」。

萬聖節那天，我得到了最理想的實習機會。我穿上高跟鞋，來到城市最耀眼的新CBD，成為混在光鮮人群里的「殭屍」。一個月後，實習工作一切順利，看着窗外明媚的陽光，我感到無比痛苦。我突然意識到，從前的生活一定不是這樣的。

就在那天，我做課程作業時偶然搜到了一本書，叫《我與躁鬱症共處的30年》，一些書摘精準地擊中了我，我決定去醫院看看。

2011年12月5日，我起了一個大早，掛上了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精神心理科的專家號。各種檢查後，我被確診得了抑鬱症。

「你現在很年輕，又有主動就醫的意識。」醫生對我說，「不用害怕，吃藥調整幾個月就會好起來的。」

走出診室，我躲進洗手間的隔間放聲痛哭。我反覆對自己說，「是我病了，不是我變壞了。」

我覺得自己有救了。既然是病，那就可以治。如果能把原本的我還給我，那麼我願意留下來。

三

出了醫院，我迫不及待地給父母和好朋友打電話。「你哪有什麼抑鬱症！」「你就是想得太多了。」他們這樣對我說。

我已經下決心好好治療。我按照醫囑吃藥，副作用很快來襲。乾嘔、渾身震顫、手抖，有一陣子不住地打呵欠，感覺下巴快要脫臼。考試的時候，我的字跡每隔幾行就變得像觸電了一樣。和舍友一起在食堂吃飯，筷子會從我手中掉下來，舍友陪着我一起掉眼淚。

熬過兩周之後，副作用逐漸減輕，藥物開始起效。我明顯察覺生活變得輕快了，一覺醒來，等着我的不是痛苦而是吃飽喝足一樣的滿足感。我不再總抓着負面的思緒不放，久違的色彩和溫度都回來了。

有時好不容易平穩幾天，爸媽一通電話就能把我拉回深淵。懸崖就在面前，我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往後挪，可是最愛我的人在拼命地推我。

寒假回家的時候，我媽一度想要阻止我吃藥。她看不到藥物救下了我的命，只覺得打呵欠的副作用讓我「像一個吸毒的人」。她認為生病是我的過錯，「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 她突然開始信佛，每天對着我念經，要消除我的業障。

我爸會不斷地給我灌輸，不要心胸狹隘，不要鑽牛角尖，凡事想開一點。那些話在我聽來，就好像在對一個全身癱瘓的人說，你多活動活動，不要這麼懶。

在學校我也常聽到類似的開導。很多人對我說，要積極，要樂觀，要堅強。

後來我寫了一則回復通稿，「劉翔跟腱斷了的時候不需要聽你教他跨欄。」我把它發布在QQ空間、人人網和微博，「我現在不能走路是因為腿骨折了，我正常的時候可能比你跑得還快。」

不止一個人這樣鼓勵我：「我以前也有重度抑鬱症，後來通過意志力自己走出來了。」我心想，跟腦子裡彈簧壞了的人談什麼意志力呢？再一細問，果然，他們把抑鬱情緒當成了抑鬱症。

大三下學期，我康復停藥。治好抑鬱症就像送走一場颶風，生活一片狼藉，我耽誤了學業，失去了同學和老師的信任，覺得回不到當初「無瑕」的狀態。

我花了一段時間來接納自己的傷疤，學着不回頭，往前看。到本科畢業的時候，我已經處在滿血復活、揚帆啟航的狀態。我被英國頂尖的學校錄取，在最後一個學期和同學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完成了在舞蹈團的畢業演出，畢業論文被指導老師給了最高分。

那時的我自信爆棚，連重度抑鬱症都能戰勝，還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我對未來無所畏懼。

在英國求學，我度過了人生中最有挑戰的日子。我的學校以「苦逼」著稱，注重艱深晦澀的理論，每周的閱讀材料都超過我本科一學期的量。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讓我頂着不能掛科的壓力，考試季有時會在圖書館刷夜，累了就趴一會，等待清晨4點35分清潔工拖着轟隆隆的吸塵器把我吵醒。與此同時，我還繼續跳舞，參加學校的音樂劇演出，考試季之後就出去找實習、做義工。

我充實地生活着，經歷正常的喜怒哀樂。哪怕是考前複習的焦頭爛額、學術會議發言的緊張、自己搬三次家的疲憊、工作受挫的沮喪，都是透着張力與生機的，與抑鬱症的萬念俱灰並不在同一個坐標系。

抑鬱症的陰影被我徹底拋到腦後，它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故事。

四

想不到，幾年後，它又來了。

回國之後，我如願成為一名記者，擁有一幫關係很好的同事，同時也是朋友圈裡的撒狗糧大戶。到了2016年秋天，我突然發現自己寫不動稿子了。

我的睡眠也開始出現問題，起床、洗澡、出門這些日常小事都變得很難。

確診抑鬱症復發的那一天，我在醫院電梯口哭得天昏地暗。

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本以為我打敗了它，結果又被輕而易舉地抓回來。它就像一個無法被清除的病毒，陰魂不散，隨時準備毀掉我的人生。復發讓我明白，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康復只是短暫又脆弱的間歇。

醫生見多了我這樣的絕望，笑着說，「你才第一次復發就這樣想了。」她讓我學着接受，復發可能會是我人生的常態。

我對外界的一切都失去興趣，不想刷淘寶，卸載了新聞軟件，屏蔽所有人的朋友圈。在曠野無人的狀態里，唯一讓我有代入感的是我之前從不敢看的鬼片，沒有血色的鬼臉讓我仿佛看到自己。

有時候我需要爬到17樓的窗外，像個蝙蝠俠一樣坐在空調機箱上面，因為正常人的空間裡沒有我的容身之地，我不能呼吸。至於自殘，在我看來那是一種「放血理療」。

治療一段時間後，我的抑鬱症狀逐漸好轉。我開始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只是隨時處在戰鬥狀態，和各種人吵架，不眠不休地在群里發表長篇大論。

醫生給我修改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有句話描述這種病，「一時在天堂，常常在地獄，就是不在人間。」

調藥一段時間後，躁狂症狀被壓了下來，我迎來了人間偏下、地獄未滿的灰濛濛狀態，如同置身北京的霧霾。

我前前後後服用過七八種藥物，有的讓我吃下去5分鐘後感覺後腦勺被人打了一悶棍，有的讓我一個月內長胖20斤，還有的讓我一天能睡十幾個小時，有的需要每月抽血監測血藥濃度，防止我中毒。

我的狀態起起伏伏，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

生病讓我的社會功能喪失了，社會對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病休期間，我每個月的工資連付醫藥費都不夠，不得不依賴父母的經濟援助。有時候我媽已經接納了我的人生暫停，接受了相對優秀的女兒一下子變成廢人，有時候她又好像忘記了我在生病，拿我跟健康的同齡人對比，責怪我都快26歲了還不能自立。

在工作上，同事們忙得連軸轉，而我「賦閒在家」。狀態稍好一些的時候，我就急切地想要復工證明自己。為了不耽誤工作，我不敢吃引發嗜睡的藥物。

這樣做的後果是透支之後又倒下，病情回到解放前。折騰了兩三次之後，我終於放棄了掙扎，在人生的谷底躺平。

五

明明有很多關心和愛，我卻始終是孤立的，甚至感覺被全世界拋棄。

當我軀體化症狀嚴重，癱在床上，為起身給自己倒杯水掙扎到晚上，收到多跑步、曬太陽、讀讀書、做瑜伽這些「何不食肉糜」的建議時，我只會感到大家離我好遠。

有時我會憤怒地想，他們為什麼不去開導哮喘病人：「氧氣那麼充足，你有什麼喘不上氣的？」這類「教育」對我來說是一種輕視和侮辱。

有力氣的時候我會努力去解釋，一旦發作嚴重，運動對我來說是不存在的選項，吃甜點等於吃水泥，而負面思維無法控制，任何一點細小的痛感都會放大無數倍。有時說了半天，對方似乎明白了，可是一張口又是「你可以換個思路去想」。

溝通最成功的一次，是我說起自己有時仿佛飄在世界邊緣，眼前蒙了發黃的濾鏡，看到的畫面都是無聲的慢動作。「我知道你這不是誇張的說法。」朋友立刻對我說，「我在美國吸過大麻。」

說來好笑，生了不能受刺激的病之後，我受到的語言暴力比沒病時候多多了。我無法讓他們明白，我不是因為倒下而生病，我是因為生病才倒下的。

為了逼我運動，我父母會說出很多過頭話。我時常有一種感覺，自己腿部骨折躺在病床上，內有鋼釘外有夾板，手術還有幾期沒做完，然後我爸媽衝進來，拼命搖晃我的傷腿，說你怎麼還不起來還不起來。這種精神上的「殺戮」，可能一日三餐吃人參也彌補不了。

有時候為了讓他們安心，我也盡力強撐着配合。有一年過春節，我隨父母去南方海邊「補充陽光」。在連續幾天不得不一大早就出門之後，我爸媽覺得曬太陽果然有效，但實際上我已經非常虛弱。在一個海島的礁石上，我坐在岩石上，忍了很長時間才沒有跳下去。我當時在想，在父母面前結束生命是不是太殘忍了，然後又想，也許這樣比在北京結束生命要好，至少他們能見到我最後的時刻，不用痛苦地猜測和想象。

好多朋友就覺得我是因為在生活里遇到挫折而「垮了」。可是這個病真的不靠比慘來獲得生病資格。我的兩次生病，都不是發生在我人生中壓力最大、困難最重的時刻。

不管誘發抑鬱症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季節還是什麼，在觸發了生病的開關之後，我的反應跟那些誘因都沒有太大關係了。我曾經因為玩具熊的鼻子壞了而一周萬念俱灰臥床不起。而在狀態好的時候，它丟了我可能都不會在意。

「我們在臨床上所接觸的抑鬱症患者很多是無故出現的，或有一定『挫折』但不足以引起這麼強烈的情緒反應。」一篇中山三院醫生寫的科普文章讓我特別有同感，「『挫折』更多是作為疾病的『扳機點』，誘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但是在別人眼中看來，我的表現就是說明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我媽可謂是各類歸因的集大成者。她一度因為我經常在失眠和痛苦時半夜發微博，而認為是網絡成癮害了我。後來她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說就是因為我在家族中備受關愛沒吃過苦，所以長大之後面對社會不堪一擊。而在我生病之前，她用同樣的理由跟別人分享為何能把女兒培養得陽光強韌又自信。

醫生說可以考慮住院治療，隔開環境干擾。我爸情急之下對我說：「你知不知道，一旦住院你就完了，你就變得跟那些人一樣了！」

我反問他：「哪些人？精神病人嗎？請問你到現在還不能接受我是一個精神病人嗎？」

六

有段時間，我會去知乎搜索抑鬱症或躁鬱症患者應不應該談戀愛。「不要害人害己。」有人這樣回答，「人家談戀愛是要錢要時間，我們這種人搞不好是要命的。」

復發的時候，我跟當時的男朋友在一起快一年。他一直用最大的耐心照顧我。在我木僵躺屍的時候給我餵飯餵藥。他查閱了很多資料，看相關的電影，還專門建了一個微博小號，每天記錄我的病情。

我的「發瘋」不分晝夜，他會在睡覺前開玩笑問我要不要定鬧鐘：「今晚還是4點鐘起來發脾氣嗎？」有次我們出去吃飯，我又在無理取鬧跟他慪氣，熬了通宵寫畢業論文的他垂頭喪氣默默吃菜。兩個人僵了一陣子沒說話，直到他把桌上空心菜的盤子轉了一下，我才發現他剛才一直在處理因為我戴着矯正牙套咬不動的菜梗。

那一刻我好像被敲醒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我都變成這副樣子了，這個人竟然還愛我。

作者復發之後，當時的男朋友寫的信。「安貞醫院」應為「安定醫院」。

更多的時候，我還是獨自在黑暗中漂流。男朋友對我說，不要忘了我們說好以後要一起養狗狗。那些我在病中看不見的愛與夢想，被他拎到我眼前，提醒我要堅持，他在等我。我只能不斷流眼淚，因為感動，也因為無能為力。

我相信他盡力了，但是陪護一個病人真的太難了。我無端地和他吵架，鑽牛角尖，又為此自責。我想讓他知道，我不是他的敵人，疾病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他對我說：「又拿出來你的病，什麼都是你的病。我怎麼分得清什麼時候是你、什麼時候是你的病？」

有很多時刻，當男友的話語像刀子一樣扎到我心裡，我覺得病人談戀愛就是在作死。把心交給別人，就等於讓對方擁有了波動我病情的能力。

他曾經對我寸步不離，後來吵架後把我一個人扔在路邊。他在我自殘時對我說難受的話就打他，後來在我不小心抓到他的時候狠狠把我推開。他的微博以前記下我病後每一次笑容，到後來他在裡面寫「又在哭，煩死了」。

我提過幾次分手，不想再互相折磨。我也害怕自己變成「閣樓上的瘋女人」，想在感情消磨殆盡之前提前離開。他沒有同意，可是感情的損耗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好轉之後很久沒有對他發脾氣，但他疲憊的時候想起的，永遠是我半夜4點對他咆哮的樣子。

後來我們因為其他原因和平分手。少了一個牽動心緒的素材庫，我的病情更加平穩了。回頭看那一段，我還是很感謝他。被一個人不畏艱險地愛過，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七

大概在2018年上半年，醫生把我的情緒走勢從股票模式拉到低風險基金，我的大起大落變成了小幅波動，狀態平穩的時期越來越長。

我能清晰地察覺能量在恢復，從兩個星期勉強洗一次頭，到可以起來給自己做飯，再到有力氣撿起了唱歌跳舞的愛好。之前我因為行動緩慢錯過好幾次高鐵和飛機，後來可以麻利地說走就走。

我父母也在逐漸了解我的病。有一次我抑鬱發作，我媽剛好在北京 。我們正準備一起出去玩，9年前的回憶不知怎麼就翻湧出來。

我們取消了原本的計劃，我躺在床上哭了一個下午。我媽聽我哭訴八百年前的委屈和痛苦。她跟我道歉，「我們以前不了解這個病，對待你的方式錯了，給你造成太多傷害，媽媽跟你說對不起。」她說，「但是，你千萬不能覺得爸爸媽媽不愛你。」

以前我被困住的時候什麼都聽不進去，而那一次，我心裡的褶皺好像被她一點一點撫平。

去年開始我回到單位做一些簡單的工作，今年9月重新開始寫稿，我又成為了部門表情包製作商和KTV唱跳擔當。不止一個同事對我說「我覺得你已經好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現在還沒有停藥，不過只吃一種基本款，早晚各一粒。如果不慎沒能一口吞下去，就會有一種吃屎的感覺。我不再時刻發作，但依然是個病人，下一次崩塌也許在明天，也許就在下一秒。

每個月我都要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複診，和很多看起來好好的人一起擠在候診大廳。偶爾見過十幾歲的孩子跟家長吵起來，也有老人在輪椅上破口大罵說家人害她。有時候等在診室門外，也會跟其他患者寒暄。一個棉襖上抹着油漬的賣包子的大姐問我：像你條件這麼好的也會生病啊？我還跟看同一個醫生的北大女生去附近咖啡廳坐了坐，聽她說電休克治療的趣事，每次被電之後不記得自己怎麼來的醫院。她有雙相情感障礙和進食障礙，隨身帶一根導吐用的軟管。

走出醫院大門，我們立刻就匯入了人群。如果不說自己生病，或許還能偽裝得很健康。我從來不隱藏自己的疾病，因為它不是我的恥辱。我會把確診、復發和複診的故事跟其他雞零狗碎的生活記錄一起，大刺刺地寫在社交網絡上。也許是因為從一開始就被逼到了絕境，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步都盡了最大的努力，絕對沒有軟弱，沒有任何可恥的地方。

但是，每當抑鬱症和躁鬱症在網絡上引發討論，我都會有一種被驚擾的忐忑。這些年裡不時有明星或普通人患病自殺的新聞，對我來說他們是陣亡的，應該得到尊重。可是看評論的時候我就會想，網友們所說的那個病症，是我得的那一個嗎？大家對自己正常情緒反應的顧影自憐，和這個置人於死地的嚴肅疾病還有關係嗎？

這個病可以稱得上火熱，許多人前來認領。也許是抑鬱症這個詞聽起來有林黛玉一樣的文藝氣質，也許是戰勝抑鬱症能彰顯自己的英勇強大，自封的「患者」們釀出了一壇壇勵志雞湯，他們把抑鬱情緒混淆成抑鬱症，分享諸如「通過談話好起來」的治病經驗。那些基於誤解的發言，只會讓真正的病人的處境更難，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讓自己與之隔開。

我們生病的人之間總能互相識別，我覺得我能從別人的文字里嗅出來。重度抑鬱的人寫的話，能讓我看見幽深的地獄敞開口子，那是從墳墓里爬出來的語言。有時候看一個躁鬱症的朋友沉寂半年後突然在朋友圈裡持續亢奮，我就知道他大概是躁狂又犯了。

我身邊生病的朋友就有五六個，有時候大家會在一起吐槽。雖然各自病情和療法不同，好像每一個生病的人都必須要吃同樣的苦頭。一個和我一樣愛運動、能跑全程馬拉松的朋友，生病之後黏在床上「摳都摳不起來」，被交往3年的男友指責「把一切都毀了」，後來她媽在她家設了個佛堂。一個妹妹確診抑鬱症之後，她媽媽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要出去跟同學亂說。」跟前男友談戀愛的時候，她一度覺得他是拯救自己的人，但後來發現，他可以更快地把她「殺死」。

面對生病，每個人的課題都不一樣，病恥感算一個。一個朋友在確診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糾結：「我覺得我不是那種會得抑鬱症的人。」我把白眼翻到天上：「請問誰是『那種會得抑鬱症的人』？我嗎？」

能跑馬拉松的那位同志，工作太忙，情況好一段時間就開始飄，不按時複診不好好吃藥，結果就是又落到谷底，哭得稀里嘩啦地回去找醫生。

相比之下我是一個聽話的病人。每個月我把情況事無巨細地匯報給醫生，他會考慮是否調整用藥方案。除了治病之外，對我來說，醫生還是最相信我的人。他可以傾聽和接納我那些隱形的不講邏輯的痛苦，不會否定說「不可能」「這有什麼好痛的」。

至於康復，我已經看開了。面對這個對手，我不會再用「戰勝」這個詞，我也接受了自己被拎起來甩來甩去的命運，我在學習跟我的病共處。工作能力被誇獎的時候，我會謙虛地說，「輕躁狂而已。」面對朋友們關於抑鬱症躁鬱症的問題，我努力像一個幼兒園老師一樣耐心。我發明了無數的比喻方式，除了我最喜歡說的骨折，還有剎車系統失靈、秤壞了。

最近一問來自一朋友：「你說重度抑鬱的狀態下，最需要的是不是另一個重度抑鬱的人和他互相理解？」

我問她：「你現在被車撞了血糊拉茬地躺在馬路中間，你需要我送你去醫院搶救還是找另一個血糊拉茬的人和你躺在一起？」

好多人覺察到自己不對，一上來就問我有沒有推薦的心理諮詢師。我只能不厭其煩地解釋，抑鬱症分不同的程度，中重度像是骨折，輕度大概是崴傷了腳。吃藥是做手術把骨頭接上，心理諮詢就像康復理療。所以輕度可以自我調節，而中重度必須吃藥。

藥物、心理諮詢、電休克等等都是治療方法，每個人的病情不同，適合的療法也不一樣，這些需要專業的精神科醫生的診斷。比如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心理諮詢，但是同一個醫生給我另一個朋友開的就是藥物加心理治療。

我能給出的最好的建議就是去醫院。不要自己在網上瞎測試，去醫院進行正規和專業的診斷，該怎麼治療就怎麼治。有抑鬱情緒也要及時疏解，因為感冒可以拖成肺炎。

如果是自己身邊的人病了，那就陪他去看醫生。在他不能活動的時候幫他倒水吃藥，架着他去複診，幫忙掛號、排隊、取藥。這些瑣事對病人來說都是極大的障礙。發作的時候可以陪伴和傾聽但不要「教育」，然後在狀態平穩的時候就不要把他當病人，像往常一樣相處就好。

我還願意冒險，依然相信愛情。遇到有好感的男生，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的時候，我就會告訴他自己的情況。眼前光鮮體面的女生可能變成一灘爛泥，我的潛台詞是，你現在跑還來得及。最近一次，和我約會的男生聽完，對我說，「也許就是你的勇敢和坦率，讓你這麼有魅力。」

對於外界的不理解，我也早就與之和解。我知道抑鬱症和躁鬱症那麼容易被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一個別人看不見的病。

大三下學期康復停藥之後，為了「從頭開始」，我給自己剃了個光頭。我開心地拍照片發到微博，結果收到了許多朋友長長的短信，字裡行間滿是擔心。學校里完全不熟的同學也發來私信，問我出什麼事了，千萬不要放棄。

關心和愛一直都在，只是錯開了。如果抑鬱症有合理的外顯，大概是電影《畫皮》裡趙薇中了妖毒的樣子。經過徹夜無眠跟黑暗的念頭纏鬥，任誰都會雙眼泣血、一夜白頭。

有的時候朋友問我應該怎麼對待患者，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就是傾聽、尊重，放下自己固化的認知去理解。這是用眼睛看不見的病，需要用心才行。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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